⊙杜博奇 ○编辑 于勇

  创新与发明从来不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而是很多人多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历史总是把最大的荣誉交给这些努力的最后集大成者。他们身上，堆叠了无数人的失败和成功。

  正如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成就交给了毕昇，雷履泰被视为“票号鼻祖”，也是如此。

  实际上，雷履泰并没有发明票号——他只是为票号的诞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票号是储蓄、汇兑的一种凭证，从形式上看，它并不是新事物。早在唐代，即有“飞钱”出现。《新唐书》云：“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及至宋代，又有“交子”，及专门兑换“交子”的金融机构“交子铺子”出现。“飞钱”与“交子”均是有价证券，相当于支票。到了清代，“会票”开始在江浙、京师一带流通。陆师仪《论钱币》云：“今人家多有移重资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此即飞钱之遗意。”

  这些汇票形式之所以昙花一现，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本身固有的缺陷，不如归咎于商业化的失败。

  商业化是推动创新的重要力量。爱迪生发明电灯，莫尔斯发明电报，均得益于市场的认可和鼓励。中国的“四大发明”无法实现产品化，没有在市场上找到出路，因而停留在器物的层面，成为上流社会的消遣。用哈罗德·埃文斯的话讲，它们并不是“实用性创新”。

  无论“飞钱”、“交子”，还是“会票”，受制于网点、信用和保密等一系列缺陷，无法广为推行。而票号之诞生及大行其道，汇通天下近百年，在于它借助商业的力量，扫平了这些的障碍。

  决定金融机构能否迅速做大的首要因素，在于营业网点数量。雷履泰在“西裕成”早期的经营活动，为“日升昌”开展汇兑业务打下了遍布南北的网络基础，最大限度地扩充了营业能力、知名度和影响力。“日升昌”雄厚的资本也使其有能力为各地客户提供金融服务。

  信任是金融的命脉。汇票就是一张纸，如何保证它的可信度？当时已有密押、背书、微雕甚至水印技术，雷履泰的做法是，不定期更换防伪技术，生意好的时候，3个月更换一套版本。“日升昌”的汇票用特制麻纸印刷，上书水印一个“昌”字，并有专人监督，印刷完毕马上销毁原版，不留片纸余铅。汇票的印量和领用都有严格控制。使用时，在关键部位盖戳，由专人用毛笔书写汇票内容，其笔迹通报“日升昌”所有51家分号知晓。为了提高保密性，雷履泰还特创以汉字代数字的密押法，所用密押，外人根本看不懂。如太原分号5000两汇票的代码是“冒害看宝通”。“日升昌”太原分号经营近百年，没有发生过一次冒领事件。

  除了开展汇兑业务，“日升昌”还提供存贷款业务，并与汇兑业务进行交叉，细分为顺汇和逆汇等形式。雷履泰摸索出一套八字经营方针：“酌盈济虚，抽疲转快”，令各项业务调度有序。

  当时国内流通铜钱和银两两种货币，“日升昌”主要做银两生意，其利润来源有三：利息、汇水、平色余利。利息来自存贷款的息差，汇水就是异地汇兑的手续费，是利润大头。

  各地银两成色不同，如南京的银子含银量达97.3%，上海豆规银含银量只有73%，在南京存银100两，在上海就应取出110两，而不是100两。因而，在各地汇兑银两，就要根据两地银两的成色不同确定平均值，既要做到公平，又能保证有盈利，叫做“平色”，剩下的利润，就是“余利”。雷履泰用“平色余利”的方法，为“日升昌”创造了四分之一的盈利。

  各地天平砝码大小不一，银两汇兑与流通颇为不便。为此，雷履泰特地铸造了本号50两重铜砝码，称为“本平”，与各地砝码比较，找出差额，编成“平码歌”，发于各分号，一律以此为准。

  企业家是社会前进的重要推力。他们承担风险、追求利润、创造价值；他们通常扮演创新推手的角色；他们的商业活动，为发明创造的产品化和商业化铺平了道路，赋予其更长久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也可以算得上一名出色的企业家。

  雷履泰去世于1849年，他死后，“日升昌”随之衰落。但雷履泰却留在山西人的记忆中。

  平遥流传着这样的俗语：“人养好儿子，只要有三人，大子雷履泰，次子毛鸿 ，三子无出息，也是程大佩”。雷、毛、程，分别是“日升昌”的大掌柜，二掌柜和三掌柜。而“日升昌”至今保存着雷履泰用过的桌椅、算盘和马车，他的铜像平静地注视着千古来客、芸芸众生。

  没有雷履泰，就没有“日升昌”，也不会有山西票号。果如此，中国商业史恐怕就是另一番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