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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新闻》10月9日社论

  TPP谈判：美国与新兴国家分歧严重

  跨太平洋合作协定（TPP）谈判的首脑声明，仅仅宣布“正在努力达成一致”，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主要原因是美国与新兴国家之间存在严重分歧。美国如果迟迟不让步，将可能丧失作为大国的威信。

  TPP谈判的参加国除了美国，还有智利等亚太地区十多个国家。美国握有主导权，其目标是牵制试图建立独立贸易网络的中国，同时整顿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等在内的新秩序，建立地域更广的亚太自由贸易区。美国试图制定约束性较强的贸易规则，以增加美国的对外出口。我们认为虽然不能停止制度建设的脚步，但也不能任何事情都优先考虑美国的意志。

  截至目前，在TPP贸易谈判难度较高的21个领域中，达成一致的不过10个左右。比如，围绕国有企业的谈判，美国认为应该创造条件让政府出资的国有企业与民间企业公平竞争，但越南和新加坡等国要保护他们的国有企业，因此双方的分歧不小。实际上，美国还有一个更隐秘的意图，即试图把依靠国有企业拉动经济的中国拉到美国型价值观的世界里，所以美国在国有企业问题上的态度轻易不会改变。再如，美国要求延长新药专利的时间，但马来西亚认为这会导致其难以使用廉价的后发药品，双方因此僵持不下。围绕大米等的关税撤销谈判也只好被推迟。则会表明崛起的新兴国家的话语权在增强。世贸组织新的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的受挫便是其表现之一。

  美国应该放下姿态倾听新兴国家的主张，通过灵活而多样的制度建设达成相互间的妥协。为了亚太的稳定，日本也应该发挥好协调的作用。（梁宝卫 编译）

  ◎《经济学家》10月12日社论

  被抑制的全球化

  自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化的步伐已渐渐让位给更加受限、更多干预主义、国家主义的新模式。五年前，美国总统布什召集世界最大的富裕和发展中国家聚集华盛顿，开启了G20首次峰会。面对这场糟糕的金融危机，各国领导人承诺不会重蹈经济孤立主义的覆辙，要确保开放的全球经济并拒绝保护主义。

  尽管他们没有后退到20世纪30年代式的保护主义，但世界经济的开放性的确降低了。政府越来越开始挑选他们贸易的对象、受欢迎的资本以及海外贸易的自由度。世界出口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在1986年至2008年间是稳步增长的，但此后几乎无曲线变化。去年的全球资本流仅为2007年的三分之一。跨界的直接投资也低于2007年的峰值。明目张胆的保护主义虽然在危机发生后没有出现，但隐藏的保护主义正在兴盛，通常以促进出口或产业政策做幌子。世界没有放弃贸易自由主义，但已将焦点从多边的世界贸易组织转向了地区性或双边的协议。外国直接投资的朝向仍是自由主义，但限制性条件也在增加。人口的跨国流动也被更谨慎地管理。一个清晰的模式开始浮现：资本和货物出现了更多的国家干涉，贸易出现了更多地区主义，国家自身利益高于国际合作。新型的全球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紧密相连，但这一模式也掩盖了结构性缺陷。对国有企业的政策倾斜侵蚀了私有企业的利益，推升了通货膨胀。

  虽然危机前的全球化也有自身缺点，但限制更多的全球化带来了隐藏的成本。政策制定者高估了区分资本好坏的能力，对这一过程的干预减弱了经济的增长潜力。（贺艳燕 编译）

  ◎《华尔街日报》10月10日专栏文章

  中国城市化进程在减缓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51%，计划到2030年有70%的中国人居住在城市。过去二十年，农村人口以年均1%减少，但农村人口的年均减少并不能真实反映城市化的步伐。城市化其实是稳步降低的。城市人口在本世纪初每年增长3%，但在2010年下降到2.5%，计划到2020年左右最多能增长1.5%。

  中国城市化步伐变缓主要是因为人口的原因。移民到城市的主要是年龄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但他们的数量正在稳定收缩，从2010年的3.47亿减至2020年的2.66亿。城市年轻人的性别失衡，意味着一旦到达适婚年龄，结婚的人和新家庭也将减少。城市化本身面临着中国人口特征的挑战。除此之外，城市居住的高成本和户籍制度则是比生育政策更受诟病的关注点。更糟的是，15至29岁适合移民至城市的农村年轻人口下降得更快。由于这一群体是城市化的主要驱动力，因此这一变化很关键。中国未来的城市化，不能仅满足创造城市工作的能力，还需要提升农村的生产力。而现在很多农村年轻人已离开乡村，超过60岁的留守老人已占农村人口的30%。

  城市化本身不应是一个目标，其结果应带来经济的积极发展、教育和工业的正面影响。城市移民的机会在劳动力短缺和政策更开放的小城市得到更多改善。但拉动生产力也意味着在健康和教育上的更多投资，而非仅对房地产。城市老建筑需重新开发，需更好的交通和医院。政府不能仅寄望于投资基础建设来提高国内生产总值。资金应更好地应用于提高收入、健康、财富和教育标准。

  （作者系香港自由撰稿人菲利浦·鲍林 贺艳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