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当前改革的核心问题，因为改革确定了市场经济的制度。在市场资源配置上，应逐步弱化政府的作用。

  目前改革的核心指向了政府本身，但如果只是搞点扶持、搞点开放政策，那是经济政策调整，谈不上改革。要再造竞争优势，就要通过改革，竞争和改革可以重新唤起中国曾经拥有过的企业家精神。

  □ 毛振华

  十八大以来，李克强多次在重要会议上谈及“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改革是最大红利”。关于改革，笔者更愿意用“期待”两个字来表述，即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期待。

  政府和市场关系是改革的核心

  邓小平曾发表过一篇著名的讲演——《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指出中国的改革就是党和领导制度的改革，其次才是所谓的经济体制改革，权利利益在不同阶层的分配，就是一场深切的社会革命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我们冠以经济体制改革而已。笔者由一个农村学生考上大学，毕业后做过公务员，从省委机关一直到国务院机关，但最终还是选择下海。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改革已经让很多公务员，包括中南海在内，都觉得应该投身于市场经济。但现在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即使是一个科长都可能不愿意下海。我们看到，有70%的大学毕业生愿意选择参加公务员考试，这中间还包括了北大、清华、人大和武大的学生。对于这些毕业生而言，他们更愿意去分配财富，而非创造财富，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当前改革的核心问题，因为改革确定了市场经济的制度。什么是市场经济？就是要由看得见的手转化为看不见的手，就是要削减政府职能，包括政府直接调控经济、配置资源、运作经济体制的最基本格局，由企业和市场来完成相关事务。近年来，中国经济在政府干预度较高的情况下仍实现了不错的增长，这也使得市场对于中央政府管理经济、政府变身企业的行为充满自信。由于各地都在搞经济，所以企业间的竞争就演化成了政府间的竞争，经常是“你便宜我比你更便宜，你优惠我比你更优惠”，经济学家张五常曾专门论述过“中国经济奇迹的奥秘在于地区间的经济竞争”，笔者并不完全同意这个观点，在市场资源配置上政府的作用应是逐步弱化的。

  究竟应不应该坚持市场化的改革，还是坚持政府主导下的有限竞争？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问题——改革开放建立的新秩序还在过渡之中，却大有重回计划经济时代最基本的一些特色。媒体曾披露过这样一张照片：广东省湛江市市长在国家发改委门前亲吻“散发着墨香”的批文，这张照片是一个时代的记录。

  改革也要处理好国企和民企的关系

  关于民营和国有企业如何定位的问题，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弄明白在继续保持支持发展民营企业的基本政策基础上，国企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众所周知，资本是资源配置的核心，通过资本可以获取配置其他资源的能力。过去在提及中国经济增长时，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一旦失去就必须做出经济上的调整和转型。当前国企凭借可以无限获得廉价的资本进入到竞争性领域，同样也面临着可能失去的问题。改革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国企逐步退出竞争领域，构造一个让老百姓能够创业、致富的环境。

  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的草根经济、92派和互联网，特别是92派使民营企业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就业，我们都知道，民营企业几乎解决了95%的中国新增就业人口问题，只有民营企业得到发展，才可能最终真正解决就业问题；二是产业创新，由于我们的国有企业既不是劳动密集型，也不是技术密集型，而是资本密集型——有钱却不愿意涉足低端产业，没技术只能搞垄断——所有的技术创新、大的产品竞争，真正“走出去”的几乎都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其作用显而易见。发展民营企业核心在于如何破解所谓的“玻璃门”，貌似市场公平竞争的表象下，实际却是不公平的竞争。有些事情看似很公平，比如同地块的土地竞标，但对于民营企业而言，不仅要考虑是否有足够的资金，还要承担更高的融资成本。与国企相比，民营企业银行贷款不仅高出标准利率的30%，还需要私下另行打点，而国有企业则可以享受到低于优惠利率10%左右的优待。

  收入分配结构改革难度很大

  中国经济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贫富差距过大、两极分化等，都需要通过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和比例，制定拉动经济、刺激消费的相关政策来化解。实际上，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十二五”的计划和建议都做得非常好，只是成效并不明显，核心问题在于降低政府、企业和劳动者的分配比例，也就是一次分配问题没有解决。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国GDP增长率都维持在10%左右，但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却不升反降，这意味着，国家拿得太多，而个人增长得太少。要解决这个问题，核心应该是降低政府收入占比，但我们都知道，实际操作起来极难。鉴于此，有人提出，在此基础上实行二次分配，一次分配就不要动了。动谁？只能是企业和个人，因此企业和个人还要进一步加大向政府机构“进贡”。实际上，我们当前发生的很多问题，包括一些地方出现的问题和危机最终都会转化为政府加税的一个契机。由于二次分配的核心涉及整个社会肌理的变化，所以解决起来难度也非常大。笔者这几年做了一个研究，关于政府“甄别权”的。由于政府被赋予了甄别权，不公平随之而来。举个例子，中国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会给当地居民发放一定的补贴。对于有钱人来说，也许政府发的这些补贴不算什么，但对于失业的人而言，这些钱就很算个事。相比之下，我们的钱和资源都是由政府来甄别，这是完全错误的——每经过政府甄别一次，就可能产生新的腐败。因此，在社会资源分配时过于强调二次分配，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收各种税、强化各种收费体系，将导致权力进一步向官僚主义倾斜。

  目前改革的核心指向了政府本身，但如果只是搞点扶持、搞点开放政策，那是经济政策调整，谈不上改革。要再造竞争优势，就要通过改革。竞争的一个核心是生产要素方面配置的平等，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生产要素方面配置很不平等，领导可以随便签字，其背后有各种不平等的经济条件，这就很难支撑一个健康的企业家阶层。竞争是靠企业家阶层完成的，改革可以重新唤起中国曾经拥有过的企业家精神。

  鼓励创业、创新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我们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在这些领域里有比较实在的总目标、路线图和时间表。但从整个社会体系来看，如何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深刻的挑战。

  （作者系中诚信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