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斯版《亚当·斯密传》译后记

  ⊙张亚萍

  作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被誉为“知识渊博的苏格兰才子”，在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其知名度即使没有到达妇孺皆知的程度，也至少是一位产生了举足轻重影响的知名人士。据说当时英国政府许多政要都以当“斯密的弟子”为荣。国会在辩论或讨论法律草案时，议员们也常常征引《国富论》的文句，而且一经引证，反对者大多不再反驳。而时至今日，无论是我国前总理温家宝还是美国总统奥巴马都曾多次将斯密的著作推荐给他们的国民阅读。

  亚当·斯密除了以学术上的成就闻名外，还以具有奇特的个性著称。他最具色彩的个性是心不在焉：在学校食堂吃饭时，他会陷入沉思而不自知，直到一位仆人惊醒了他；在带人参观鞣皮厂时，由于过分投入地解释他的劳动分工理论，以至掉进了鞣皮坑；在沏茶时，他又会把黄油面包放进茶壶里，然后抱怨饮料的味道太差；早晨起来在花园里用力吸入新鲜空气，一阵沉思默想之后，却发现穿着睡袍已到了离家15英里以外的地方；在任海关专员时，他在接受了无数次门卫持枪敬礼的礼遇后，同样因为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竟也照样画瓢地以一番持枪敬礼操练作为回礼。

  这样一位学术思想产生深远影响，并有着奇行怪癖的一流思想家的生平故事，自然是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在他逝世后不到三年，他的学生斯图尔特就写了本《亚当·斯密的生平和著作》。在随后的几个世纪，又陆续出现了将近十种不同版本的传记，尤以约翰·雷的《亚当·斯密传》（1895）产生的影响最大，被认为是最详尽、最优秀的关于斯密传记的作品，但也被指出其中存在不少不足和缺憾，如过于关注斯密的生平轶事，而未能就斯密的学术思想发展进行详细的分析阐述，并且还存在着不少错误和遗漏。罗斯版《亚当·斯密传》正是想要弥补这些不足和缺陷，实现品质上的历史超越的尝试。

  罗斯教授曾是格拉斯哥版《亚当·斯密著作和通信集》中《通信集》的编者之一，正是在这个编纂过程中，他产生了撰写一本新斯密传的念头。在这本新传记中，罗斯教授吸收了近年来国际上亚当·斯密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及新发现的重要原始文献，通过对这些史料的辛苦爬梳以及事无巨细的考据，将斯密所处的时代背景、其生平经历以及思想理论解读等作了有机结合，为世人呈现了一位更为立体、丰富、多面的斯密形象，同时也为思想史悬而未决的某些争论提出了他自己的见解。

  罗斯认为，尽管作为自由经济倡导者的亚当·斯密确实主张把政府的重要意义降到最低度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市场中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然而斯密未必像他身后的赞赏者所说的那样，对包括以增进公共福利为目标的一切的政府行动都持反对意见。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提出，应对个人的经济自由加以限制，并通过征税为一个商业化的、真正文明的社会所必需的基本条件提供资源，斯密在第五篇中明确指出了这些必需的基本条件为：国防、司法、公共设施和教育等。

  亚当·斯密思想体系的头号敌人，与其说是政府本身，不如说是在任何形式下的垄断。斯密说，“同一行业的人难得碰头，但是在偶然相聚时，谈话中总是归结到彼此密谋，如何反对公众，或者如何设法提高价格”。这类行为所带来的问题，主要不是在于他们应受到道义上的谴责，因为这种现象毕竟不过是人类生性自私的必然结果，而是在于它妨碍了自由市场自然流动的运转方式。

  罗斯教授指出，我们“不仅仅应将斯密看成是能够将经济现象作‘系统化的安排’，使之具有美学价值和理论价值的经济学家……他更是一位对人类的天性和文明社会拥有真知灼见，并乐意与读者分享的现实主义道德哲学家”。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曾指出的那样，由于人们只看到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论述商业社会的生产关系，重视经济人的谋利心理和行为，强调“自利”，却相对忽略了其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重视的社会人的伦理、心理、法律和道德情感，从而曲解、误读了亚当·斯密学说。

  罗斯教授对斯密伦理学思想做出了自己理解和解读。他提出，尽管斯密拒绝用效用解释伦理规则的起源，是斯密在评判惯例、习俗和体制（包括经济体制）时，确实使用了哈奇森所阐述的“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幸福”这一效用标准，因而斯密应该被认为是一位权衡论上的（contemplative）而非操作论上的（operational）功利主义者。斯密的观点似乎是通过细想揣摩，我们能理解自私的富人如何在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时，帮助将“生活必需品”进行了分配，并倾向于促进整个人类的福利。尽管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国富论》，第四篇第二章）。斯密并非在支持或提倡自私；他所说的是，如果我们退一步来看某个自私的行为，会发现一些并非是其预想要的结果。

  作为既是商业社会的缔造者又是商业社会批判者的亚当·斯密，他同时也告诫世人，尽管“努力改善自己处境”的“自私”的欲求可以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使得经济得到不断发展，财富得到源源积累，但是一味追求财富地位，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心灵的安宁才是所有幸福的保障。“有一些处境也许确实比其他处境更值得我们偏爱，但是，绝对没有什么处境值得我们以这么一种激烈的热情去追求，以至于使我们违背了审慎的或正义的法则” （《道德情操论》第三篇第三章）。商业社会应是有道德底线，是有品质的，公平、正义、诚实、守信等都应其基本品质，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却常常会忽视了这一点。

  在这本新传记中，罗斯教授也适当地突出了斯密在政治经济学和道德哲学领域之外的学术成就。斯密的学术著作还涉猎了天文学史，音乐、舞蹈和诗歌之间的密切关系，语言的最初形成，修辞，和法理学等。罗斯展现了斯密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具有杰出独创性”，更全面地呈现了斯密的整个思想体系及其内在关系。

  除此之外，罗斯版《亚当·斯密传》在内容上的突出特色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如详细提供了《道德情操论》（尤其是第6版，1790年，完全不同于1759年第一版）和《国富论》各版本的变化历史信息（尤其是１７８４年第３版，包含了对他在海关中工作经历的反思）；深入探讨了斯密思想体系与休谟思想体系之间的学术关系本质，阐述了与法国重农主义者经济学家魁奈相识的意义及其对斯密思想的影响。众所周知，如果魁奈在１７７６年仍在世，《国富论》是要题献给他的；最后对于斯密离世后出版的《哲学论文集》的分析，尤其是其中的“天文学史”，为掌握斯密整个学术思想的体系性提供了至关要紧的线索。

  罗斯教授的《亚当·斯密传》第一版于1995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初版时，引发了热议，根据这些反馈以及最新的相关文献史料精心修订，罗斯教授于2010年出版了第二版。这一版最突出的是，罗斯教授联系斯密思想对近代英美各主要领导人的执政思想和方针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自2007年始美国的次贷危机、各地的经济萧条以及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等我们时代所面临的敏感问题，尽力挖掘亚当·斯密思想对当今时代所具有的启示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