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严重抑制经济发展的集中表现在于企业信贷成本过高。被抬高的资金成本削弱了企业盈利能力，造成实体经济活力愈发不足。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若能降至5%左右，上万家中小企业就复活了。

  ■ 中国金融改革和宏观政策存在错配，是造成中国企业融资成本越来越高、金融抑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推进，利率必然是一个下行的过程，效果将更好。

  ■ 要改变金融抑制经济发展的现状，必须使金融制度改革与货币政策调整配套并行。金融制度改革和创新发展是改变金融抑制的治本之策，是会慢慢发生作用的良药；而货币政策是水，在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缺或者断。“病人要治病，既要喝水也要吃药。”

  ⊙记者 马婧妤 ○编辑 梁伟

  “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储蓄、外汇储备双高的资本充裕国却同样面临着畸高的融资成本？是什么造成了亟需进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大量涌入虚拟经济？资金无法有效进入实体领域、中小企业高融资成本的‘扣’应该怎样着手解开？”

  经济学家、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日前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专访，提出了这样三个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答又层层递进地诠释出了他关于当前金融、经济发展的核心观点：我国金融已经严重抑制了经济发展，要治疗中小企业畸高融资成本的“病”，金融制度改革是治本的“药”、货币政策是维系生命的“水”，二者缺一不可。

  金融扭曲造成资本充裕国资金畸贵的悖论

  “按照一般商品供求理论，供给越多价格就应该越便宜。中国作为一个储蓄大国和外汇储备大国，应该是资本较为廉价的国家，可是金融制度的欠合理，却在全球储蓄最多的国家造成了最贵的资金价格。”滕泰表示。

  公开资料显示，我国是当前全世界大国中储蓄资本最多的国家，政府、企业、居民储蓄存款今年突破百万亿元；同时，国家外汇储备达3.66万亿美元也创出全球之最。可以说，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资本“最充裕”。

  与此相对应，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私募债的平均融资成本10%以上，民间短期借贷的利率高达20%以上，银行发行的短期理财产品和信托的利率平均在5%-10%之间。同时，2012年中国银行业净利润总计为1.23万亿元，同比增长19%，远超过同期工业企业利润5.3%的增速。

  “在储蓄、外汇储备双高的情况下，我国资金市场却面临利率高、资金紧缺、高利贷泛滥的现状，这是一个悖论，而6月份发生在银行体系的‘钱荒’就是这个悖论的极端表现。”

  滕泰表示，中国的情况与上世纪60、70年代的巴西等南美国家不同，后者当时面临的是“双缺口”，即缺乏储蓄同时大量负债，因而造成高利率、高资金成本。中国是资本盈余国，也出现了资本稀缺的情况，这背后是央行宏观调控政策和商业银行制度的扭曲。

  “从理论上探讨，金融存在最本质的意义，是在资本的盈余者（即储蓄者）之间和资本的稀缺者（即有资金需求的企业）之间用最低的成本架起桥梁。而欠合理的金融制度则会在储蓄者与资金需求方之间挖出一道鸿沟。”

  滕泰分析，扭曲的宏观调控政策和垄断的商业银行制度，造成了融资成本对企业利润的削减，中小企业因而陷入窘境、股市持续下跌，高利贷泛滥，而且造成更多海外低利率拆借的资金涌入中国，套取利息差和人民币升值的收益。

  仅2013年前4个月，因为热钱持续流入而新增外汇占款就高达15000亿人民币左右。这必将迫使央行加速发央票对冲，加速“热钱流入——再对冲——造成国内资金紧张——利率上行——热钱加速流入”的恶性循环。在这个恶性循环的过程中，中国经济正在一步步偏离均衡。

  我国金融已严重抑制经济发展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往往会经历从贸易和工业优势向金融优势转化的过程。但是，强国兴衰的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金融是一把双刃剑，是天使，也是魔鬼。”

  滕泰表示，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来说，由于银行业垄断的历史原因，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越来越高，导致很多原本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或者技术研发的资本，不断被金融垄断部门及“地下钱庄”侵蚀。金融已经严重抑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他提出，中国金融严重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集中表现，在于企业信贷成本过高。按照我国现行的金融政策，一般的机构不能吸收储蓄，民间借贷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限制。中央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罕见的20%的高比重，“这已成为银行发放贷款最大的紧箍咒”，除此以外，还有如贷存比、信贷额度等重重制约。

  由于金融扭曲在资本最充裕的国家造成了资本稀缺，资金有效供给不足，目前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平均已经达到两位数。假定某民营企业经营中，扣除综合税费、人工及生产成本，未扣除资金成本的毛利率可能刚好在15%，而如果融资成本也正好是15%的话，企业就可能无法盈利，甚至出现亏损。

  “资金成本过高是表，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宏观调控部门一方面在印钞票，一方面更加严格地控制贷款，信贷总体不足，资金需求方面临较为严重的货币供给紧缺，融资成本因而被抬高。”

  被抬高的资金成本削弱了企业盈利能力，不少该盈利的企业变成了不盈利或者亏损，造成实体经济活力愈发不足，潜在的生产力和经济活力难以发挥，而资金紧俏的情况，又催生了高利贷市场，进一步推升了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成本。

  滕泰说，如何降低金融抑制，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而目前的当务之急，在于通过金融改革和货币政策调整，快速降低融资成本，改变金融严重扭曲、抑制经济发展的情况。“试想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若能降至5%左右，上万家中小企业就复活了”。

  他还提到，金融业发展不应与实体经济发展对立起来，前者应该对后者的发展起到良好、有效的服务作用，金融业发展当与实体经济发展同步，二者应该是有机统一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的安排应以最低的成本架起储蓄与企业之间的桥梁，才能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金融制度与货币政策不能错配

  如何着手解开企业融资成本畸高、金融抑制经济发展的“扣”？滕泰提出，首先应当注意金融制度与货币政策不能错配。

  “打个比方，一个城市用水的闸门由一个人控制，同时又要搞水价的市场化，可以想见成效是不会显著的。水价的市场化首先应该是水供给的市场化，只有很多家水厂都能卖水，老百姓才能喝到便宜的水。”滕泰说，这个水厂的道理与资金供需的道理是相同的，中国的货币供需就处于“一人控制水闸、又要推价格市场化改革”的困境当中——央行通过货币政策拧紧资金的“水龙头”，同时搞利率市场化，资金价格怎能不上涨？

  他提出，中国金融改革和宏观政策存在错配，是造成中国企业融资成本越来越高、金融抑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利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中，必须配合与之相适应的宏观政策。从国外市场的普遍情况看，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推进，利率必然是一个下行的过程，效果将更好；如果在紧缩货币政策下推行，社会的融资成本将经历向上的过程。如果没有较为宽松的货币供给，利率市场化这一正确的改革措施，可能会因为货币政策的不配套而达不到最优的效果，甚至南辕北辙，进一步加重金融抑制。

  “价格的自由化是标，市场、企业的自由化是本。”他说，没有市场的自由化就没有价格的自由化。严控资金，将进一步抬高实体经济运行的压力。

  在此基础上，滕泰进一步提出，资金供需的真正市场化，在于资金能够在供需双方之间实现无损耗或者低损耗地循环。要改变金融抑制经济发展的现状，必须使金融制度改革与货币政策调整配套并行。

  这一过程中，金融制度改革和创新发展是改变金融抑制的治本之策，是会慢慢发生作用的良药；而货币政策是水，在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缺或者断。“病人要治病，既要喝水也要吃药。”滕泰说，良药治本，但是制度改革和创新需要一个过程，水是维持生命的基础。当前，央行应当适当放水，让渴求资金的企业有水喝，同时进行配套改革“给药”，才能使经济发展的活力焕发出来。二者缺一不可。

  另外，滕泰还特别提到，加快资本市场发展也是缓解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的有效方法之一。银行信贷限于目前的监管政策，绝大部分投向传统行业企业，在国家经济转型、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这些未来经济活力的摇篮应当通过资本市场进行更有效的资源配置。

  而要焕发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活力，必须要恢复一个繁荣的资本市场。“搞活资本市场的融资和资源配置功能，不是杀鸡取卵，不是上来就强调直接融资，而是要从搞活二级市场入手，使其恢复繁荣、提升赚钱效应。二级市场股票指数长期低迷，必然造成股市活力和融资能力的下降。”

  滕泰说，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将带来企业融资能力和居民消费能力的增加，降低融资成本，对缓解金融抑制、促进经济发展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