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能源格局正经历着深刻地变化与调整。美国通过页岩气等替代能源的爆发式增长成为全球能源新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并提出“能源独立”的战略构想。

  ■中国同样是全球页岩气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然而，由于页岩气开发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的三高特点，同时中国页岩气地质构造复杂、页岩气开采缺乏核心技术、特别是现有天然气体制和定价机制等阻碍了中国页岩气的开发。

  ■对中国而言，在常规天然气资源有限、没有重大气藏发现的情况下，开发包括页岩气在内的非常规天然气是今后发展的重点。但中国开发页岩气不能盲目大跃进，而应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开发模式，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稳步推进。

  □张茉楠

  文眼

  今年以来，发达国家整体经济出现向好迹象，尤其是美国经济转好势头日渐明晰。其中，有一个新的因素就是所谓的“页岩气革命”。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如果成功，将会使美国实现“能源独立”。这将不仅会影响美国的经济走向，也将会影响全球能源金融及经济走向。在这场没有硝烟的能源竞争中，中国处于什么位置？中国的页岩气开发会有怎样的前景？这个问题恐怕是超越能源本身的大问题。

  ——亚夫

  “页岩气革命”或使美国实现“能源独立”

  美国页岩气商业开采可以追溯到1821年，然而直到上世纪90年代水力压裂和水平井技术取得突破，才带来了页岩气产业的繁荣。美国能源情报署(EIA)数据显示，2000-2005年美国页岩气年均增长9.9%，2005-2010年年均增长47.7%，占天然气总产量的比重由2000年的2.2%提高到23.3%。

  根据EIA《2011年能源展望》的预测，未来美国页岩气产量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2020年将达到2500亿立方米，约占天然气总产量的36%；2030年将达到3800亿立方米，约占天然气总产量的49%。“页岩气革命”不仅在改变美国的能源结构，也将对全球能源格局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1、“页岩气革命”大大提高美国能源自给率

  由于天然气产量不断上升，美国能源进口依赖度出现下降，美国能源情报署数据显示，美国2012年每日进口原油891万桶，为1999年以来最低水平。原油进口占美国石油消耗的比例降至44.8%，为1995年以来最低，使美国超过俄罗斯成为全球天然气第一大资源国和生产国。

  2、“页岩气革命”使天然气价格大幅下降

  页岩气正在成为美国天然气供应主体，美国天然气价格自2008年以来降幅已超过80%，天然气价格的走低拉低电价，进而降低工业产品成本和居民用电成本，形成天然气价格-电力-产品成本的连锁反应，这将使美国制造业获得相当大的成本优势，对美国经济构成中长期的正面拉动。

  3、推动世界能源“生产中心西移、消费中心东移”

  伴随着美国页岩气开发取得重大突破，美国对中东的原油进口大幅下降，逐步摆脱对中东地区的石油依赖。近年来，美国石油供应呈现出向本土及周边地区收缩的态势，墨西哥湾等海上石油产量增加，从美洲进口石油的力度加大，并逐步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

  2010年，美国自中东进口原油仅占总进口规模的14.9%，较1977年最高时期下降12.9个百分点；同时，从美洲进口原油从1977年的10.7%大幅增至2010年的71.1%，使其成为美国后院的“油库”。

  目前，美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降至53%，并将其原油供应中心收缩到其周边地区，仅大西洋供销区就占到美国原油进口的78%。而中、印等亚洲国家对中东的能源依赖不降反增。

  美国开发页岩气的经验与启示

  1、美国页岩气成功开发得益于政策大力支持

  美国页岩气开发之所以在全球居于绝对领先地位，主要归功于政府覆盖页岩气产业各环节的政策支持。

  一是完备的政策激励措施和大力度的政府补贴。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鼓励替代能源发展的税收激励或补贴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978年的《能源税收法案》和1980年的《原油暴利税法》出台替代能源生产的“税收津贴”条款，对1979-1993年钻探的非常规油气，包括2003年之前生产和销售的页岩气和致密气实施税收减免，对油气行业实施5种税收优惠，包括无形钻探费用扣除、有形钻探费用扣除、租赁费用扣除等。

  1990年的《税收分配的综合协调法案》和1992年的《能源税收法案》扩大了非常规能源的补贴范围；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1992年取消了管道公司对天然气购销市场的控制，规定管道公司只能从事输送服务，这使得非常规天然气的供应成本大幅度降低。

  1997年的《纳税人减负法案》延续了替代能源的税收补贴政策。与此同时，各州政府也出台针对页岩气的开发免征生产税、额外补贴及其他税收扶持政策。如路易斯安那州、得克萨斯州和阿肯色州政府对页岩气勘探工作实施各类优惠，使美国非常规天然气勘探量显著提高。

  二是政府投入大量的页岩气技术和研发资金。

  近30年里，美国政府先后投入了60多亿美元进行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活动，用于培训和研究的费用达10多亿美元，包括拨款、贷款和担保、培训资助、科研资助和勘探直接投入。2005年能源法案中还规定10年内每年投资4500万美元用于非常规天然气研究。

  此外，美国还专门设立了非常规油气资源研究基金会，为美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页岩气开发与合作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页岩气开采的关键技术（水平钻井、水力压裂、随钻测井、地质导向钻井、微地震检测等）的突破与率先应用都来自美国。目前美国已掌握了从气藏分析、数据收集和地层评价、钻井、压裂到完井和生产的系统集成技术以及大量的实践经验。

  2、美国页岩气成功开发凸显其产业体制优势

  美国页岩气成功开发也得益于其产业体制，多元投资主体与专业化分工服务相结合的开发体制调动了包括风险投资、技术研发、上游开采、基础设施、市场开发、终端应用等各方面的积极性，系统完善且执行到位的监督体制保证了页岩气开发快而有序。

  围绕页岩气开采，美国形成了一个技术创新特征明显的新兴产业，带动了就业和税收，并已开始向全球进行技术和装备输出，其体制优势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产权清晰、法律完备。各利益相关方（勘探方、开发方、矿权拥有方、管道拥有方、销售方、购买方等）责权利划分明确，激励充分，竞争合作成本低，经济效益高。

  （2）高度竞争性市场，技术创新和商业化主要由中小公司推动。美国页岩气开发的关键技术掌握在若干中小型公司，开发公司数量从2005年的23家发展到目前的100多家。

  一般而言，一项技术从研发到商业化甚至会经历数个公司的更替。中小公司实现技术突破和商业化后，大公司在长期性和投资能力上更具优势，通过收购拥有页岩气区块的公司或者与之合资，获得页岩气开发权益，将页岩气市场迅速产业化、规模化，即中小公司推动技术创新，大公司实现页岩气规模化发展。

  （3）高度社会化的专业分工体系。专业服务和技术类公司有很大的发展自由度，不受产业制度束缚，构建了高度社会化的专业分工体系，使得页岩气开采的单个环节投入小、效率高、作业周期短、资金回收快、资本效率高。目前，美国国内已经产生了一批如哈里伯顿、贝克休斯等国际领先的专业服务公司，并开始向全球进行技术和装备的输出，保证了美国页岩气的产量持续增长和商业化发展。

  （4）全面的金融支持。美国页岩气开发商可以在不同阶段实现快速融资，如在风险勘探阶段主要靠股权融资；在勘探完成、投产并有一定产气量后，企业可获得银行贷款，也可发行债券；另一个更主要的方式是项目融资（以项目营运收入承担债务偿还责任的融资形式），可让当期尚没有现金流的公司也可以获得长期贷款。

  （5）输送天然气管网十分发达。目前，美国本土48个州管线长度达49万公里，州际管道34.9万公里，州内管道14.1万公里。从1998-2011年实际建设里程和预测来看，管网年增幅度在2%。完善的输配一体化管网几乎可以为48个州的任何地区输入或输出天然气，且天然气生产和运输相分离，实施管网第三方准入，对于上游开发商而言投资风险大幅减少。

  （6）能源市场监管成熟。美国页岩气开发一直沿用常规天然气的监管框架，重点监管环境污染与水资源利用，沿用常规油气监管的法律法规，如《美国清洁水法案》、《美国安全饮用水法》、《联邦空气清洁法案》、《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等。

  中美页岩气开发差异及中国面临的挑战

  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报告，中国页岩气可开采资源量位居全球第一。然而与美国相比，中国大规模开采页岩气面临种种约束。

  1、与美国相比中国页岩气地质构造复杂

  由于地质构造差异，北美先进的页岩气开采技术无法生搬硬套在中国应用。美国页岩气开采并没有统一标准，开发集成技术的优化建立在数量庞大的钻井勘探活动之上，国内消化这些非标准化的集成技术还需要大量经验的积累。

  中国页岩气藏区的地质构造远比美国复杂，主要页岩气富集区地质稳定性逊于北美页岩气区块，影响对气藏成藏条件的判断，加大了勘探难度。

  2、中国页岩气开发尚缺乏核心技术

  从勘探开发技术装备条件来讲，中国页岩气开发的技术装备已具有一定基础，水平井和压裂技术在我国传统油气工业中都有一定应用，钻机、压裂车组、井下工具等装备制造方面已有较强的技术和生产能力。但关键核心技术水平钻井技术和水力压裂技术不成熟，技术装备缺乏针对性实践，技术引进尚需“本土化”。

  （1）在水平钻井技术、旋转导向技术、随钻测井技术、压裂隔离部件、模拟软件、分析软件、监测工具等尚未形成系统性成套技术，关键技术不成熟。

  （2）技术装备缺乏针对性实践。常规油气领域技术装备应用于页岩气领域经验不足，不同地质条件下的水平井、压裂等技术尚未实践。

  3、水资源紧张限制中国照搬美国模式

  美国目前采用的水平井压裂技术，对水资源的依赖过大。中国页岩气储区多分布于水资源匮乏的西北部地区，这就加剧了当地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和环境污染的风险。

  4、页岩气开发高成本与巨大资本投入的矛盾

  目前中国已钻完的页岩气气井只有63口，且多数属于实验性质。已有气井造价高昂，按照单井可采量2888万立方米计算（假设国内页岩气平均单井最终可采量与美国类似），光开采成本就达到1.39元/立方米，已经高于川渝常规气田1.28元/立方米和新疆各常规气田1.00元/立方米的平均出厂价，若考虑到勘探成本、地面工程、额外的管网建设以及山地页岩区更高的运输成本，国内页岩气的开采成本将会更高。美国页岩气开采成本虽然比15年前下降了85%，但收入仅能持平。

  相较之下，国内的成本下降还需要走过漫长的道路。根据《页岩气十二五发展规划》“到2020年，页岩气产量达到600亿-1000亿立方米”的目标，未来十年将需要投资4000-6000亿元，即平均年需投资400-600亿元。如此巨额投资，仅仅依靠几大国有能源企业根本无法实现，如何吸引社会资本和国际资本投入成为一大挑战。

  5、天然气现存体制和定价机制的局限

  中国在天然气领域的市场开放程度远远不够，页岩气矿业权配置存在障碍，下游天然气管道高集中度将削弱上游开采企业的议价能力，造成民资对页岩气开发十分谨慎。

  此外，天然气定价体制相对落后也是重要原因。现行天然气定价机制可以概括为国家调控下的成本加成定价方法。天然气价格分为出厂价、管输费、城市门站价和终端用户价四个环节，定价以行政为主市场为辅，由政府有关部门根据生产与供应成本再加合理利润确定。其中，出厂价和管输价由国家发改委制定，城市配送服务费由地方政府制定，这大大限制了天然气勘探、开采、输送等天然气产业链各环节企业的积极性。

  做好中国页岩气开发这篇大文章

  对中国而言，在常规天然气资源有限、没有重大气藏发现的情况下，非常规天然气是今后发展的重点。但中国复制美国页岩气革命并非易事，中国页岩气开发更不能“大跃进”，应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页岩气开发的复杂性以及面临的挑战，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稳步推进页岩气开发。

  1、须在页岩气十二五规划基础上制定更完善的政策体系

  从美国页岩气开发利用的成功经验看，中国政府需要抓紧出台促进页岩气开发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风险勘探、矿权管理、科技研发、装备自主化等各项扶持政策。

  一是重点省份应加快制定页岩气产业发展规划，与国家产业规划配套；二是应加大对页岩气资源调查评价的资金投入；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加大对页岩气勘探开发相关技术研究的支持力度；三是考虑适当减免页岩气勘探开发关键设备进口关税；四是提供页岩气开发的项目融资和中长期金融支持。

  2、中美全方位合作有望提升中国页岩气产业发展空间

  由于中国页岩气开发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加强对外合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降低开发成本，是中国页岩气开发的必经之路，未来中美在页岩气开发领域有非常大的合作空间。

  目前，中美已经签署《关于页岩气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未来企业层面要进一步加强合作。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兼并、股权购买进入美国等北美市场，而北美能源公司也可以通过设立合资公司、达成“产量分成协议（成分合同）”等方式进入中国市场。

  未来，中美企业可以在页岩气开发技术、关键装备制造、融资、市场开发等方面进一步开展战略合作，突破页岩气技术开发瓶颈，打造页岩气产业集群。

  3、“央企+地方政府”打造中国全新页岩气开发模式

  页岩气开发以及利益分配涉及中国特殊的管理体制。页岩气为一级管理矿权，管理审批权限在国土部，但区块在各省，造成多层次的利益博弈。石油央企必须在中央和地方利益的平衡中获得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由于页岩气的开发不光是开发本身，土地供应、修路、供水、供电等都需要地方支持。如果页岩气井正好打在国家的基本农田上，也需要相关部门批准，进行耕地保护协调和适当补偿，所以一定要考虑地方的利益。

  目前，包括贵州在内的部分地方政府准备联合其他单位对当地矿权不存在争议的区块进行联合开发。三大油企巨头也亟待与地方政府开展积极合作，建立由央企公司控股、地方政府和民营资本参股联合组建的合资公司，地方财政可根据当地页岩气开发利用情况给予适当补贴，双方应签订分成合同、服务合同、回购合同、联合经营合同等以确定开发收益的合理分配。

  4、与民企合作，提高市场竞争性，促进页岩气商业化效率

  中国三大石油公司必须与民企合作。一方面，与民企合作，能够引进大量资金，减轻开发投入的资金压力。另一方面，从美国成功经验看，中小企业可以为大企业提供技术创新和咨询等方面的专业服务，使页岩气市场迅速规模化，进而提高整个行业的生产效率。

  三大巨头可在中标区块勘探开发中通过产品分成、组成合资公司或提供技术服务的方式与民营公司进行合作，降低勘探开发风险，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优势互补，提高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层次。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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