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费正清中国回忆录》

  ⊙潘启雯

  “中国之所以落后，是由于缺乏动机，而非缺乏能力，是由于社会条件，而并非由于其天生才智。”说这句惊人之语的，是20世纪美国的“头号中国通”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林林总总对中国的解读中，也就他有如此深邃非凡的眼光。

  传统上当人们谈到“历史”，实际上指的是人类活动的历史，无论战争、贸易、开垦、远航……历史事件的主角向来都是人。费正清曾五度（1932年～1936年、1942 年～1943 年、1945年～1946 年、1972年、1979年）来华，亲历中国的巨变，并因此结识宋美龄、孔祥熙、周恩来、邓小平、梁思成、林徽因等上百位政界、学界重要人物。在“战时首都”重庆，他与当地左翼人士交往密切，感到沉闷的山城中有一股清新的“空气”，建议“美国应该尽快与中共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他的思想影响了《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

  记忆，某种意义上是个人履历的重新书写。尽管费正清一再申明这本《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不是个人传记，但这本回忆录还是具有鲜明的自传意味。作者回顾了自己长达50年的中国情缘，讲述了他半个多世纪与中国有关的生活与研究，记录了他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敏锐观察和精辟分析。比如，蒋介石为什么会丢掉中国大陆？为什么“延安访问团”没能扭转美国对中共的政策？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变革将会走向何方？费正清以博学而洒脱的风格，风趣、清新的笔调，将他的经历和观察娓娓道来——语言是琐碎的日记式的，内容却几乎是一部现代中国史。难怪，在中美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基辛格曾透露，他曾当面请教了费正清，而费正清的观点与建议，也被他视为“改变了历史”。

  1932年初，25岁的费正清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那时，他刚从哈佛大学转到牛津大学攻读博士，研究方向是英国的对华政策与中英关系。“中国人从来不会进行自我管理；很快就会爆发一场反对目前迅猛发展的西方化的运动；但实际上，西方化并没有迅速蔓延，一切都只是一些表面现象……”就在这一年，费正清这样记录下了一些外国人讨论中国当前局势的部分言论。

  珍珠港事件前，费正清作为远东专家被征召至美国情报协调局，在华盛顿工作，随被派往重庆，任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中国“战时首都”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此地并不适合人类居住，因为没有平坦的陆地。人们简直成了力图找到安身之地的山羊。”在这个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半岛上，只有“少数几条沿半山腰新修的盘山路供运输使用”。除了崎岖不平，潮湿的气候也让初来乍到的他不太适应。“每逢晴朗天气，日本的轰炸机便迫使重庆衣衫褴褛的市民们不得不躲到防空洞里避难。重庆所处的山区常常处于阴云密布之下，所以，较之轰炸我们日常遇到的问题更多的是潮湿。”在费正清眼中，当时的重庆还充满着幻灭和失意的空气。经济的恶化、猖獗的贪污现象尤为让人反感，独裁的统治，更把许多自由主义者推上了“激进化”的道路。

  一个严肃的思考者的追忆，更重要的目的自然是自由思想的自白。论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传统文化是费正清的专长所在，他眼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往往带有“复杂性”：他们对权势的习惯性依附，他们作为道德批评家的社会职责，他们为保持独立人格在苦苦挣扎，但缺乏为人类献身的崇高理想。

  尽管有些学者认为，用文化整体的论调来描述某种“集体性格”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失误，但人们对所谓“国民性”的剖析和批判，一直抱有浓厚兴趣。对此，费正清更认识到了中国传统专制文化之发达，它既有长期以来“天朝上国”雄视四夷的文化优越感，又有一整套错综复杂的宗法制官僚的惰性体系，这种文化体现为一种内敛式的“内在爆炸”，“不愿改变它的社会价值观、文化和体制”，制约了中国走向现代化。

  比如，以“友谊”为例，在费正清用对比的方式提出的看法颇为新颖：“儒家思想所谓的气节显然是对某位庇护人和统治者的忠诚。如果旧王朝的官员情愿效忠于作为征服者的新王朝，便会被视为对已故者的背叛，落得名誉扫地的下场。而中国人在看待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时是一样的，都会牵涉道德的范畴，不同人民之间的友谊如同家人之间或是个人之间的友谊。友谊被尊为一种责任，体现为双方之间的权力要求和义务承担。被视为中国朋友的外国人，必须进入中国的人际关系网，并忠实地贯彻到底，只有这样才能算作中国人可靠的朋友。众所周知，西方人在建立友谊之前会附带其他的注意事项，从而使友谊看上去不够真诚可信。”

  作为“哈佛学派”的开创者，几十年间费正清培养了1000多名年轻的中国学研究者，其中100多人在他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目前他的学生分散在美国和美国以外的10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其中不少已成为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而他本人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受拉铁摩尔、蒋廷黻、邓嗣禹三位学者的影响最大。在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对中国问题的预见性和判断力，甚至超过了中国人——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和考察了中国，他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譬如，早在20世纪40年代，当费正清以情报协调局驻华代表的身份第二次来华时，他看到了抗战的艰辛、国民党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打压以及对整个局势的逐渐失控。他不断提醒美国政府，不能简单地将国民政府视为盟友。他还预测毛泽东及共产党会获胜，主张与中共建立关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他又提出，中共执政后将遇到人口、腐败、思想高度统一后整个民族创造力下降三个关键问题。显然，费正清有时像个“狡猾”的政客，他不把自己关在象牙塔内，而是既有学，又有术。他的行政组织能力极为出色，哈佛大学的同事们说他是个“精通企业家技巧的大师”，他知道怎么样为东亚研究中心募钱，“尤其精通如何操纵权力”。另外，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与西方是不可割裂的，而且，把中国假想成与美国一样是错误的。正是由于坚持了中国的不同性，费正清才有效抵制了长期以来美国人在中国只寻找他们想寻找的东西的倾向。他始终坚信：越是更好地了解中国，就越能与中国和睦相处。

  历史学家余英时曾概括说，费正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提出的政策建议都紧紧地结合两大基本原则：“从他发表的有关中美关系的各种言论看，我们第一个印象必须是他觉得他先后矛盾，完全不能自圆其说，但是这个表面的印象是完全错误的，在种种表面的矛盾之下，其实隐藏着两个绝对不变的一贯原则，第一是美国的利益，第二是现实主义。”

  事实上，探究“真实的费正清”，就像探究“真实的中国”一样困难。从整部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众多的鲜活案例，中美政治家是如何在“控制权优先于一切”这一政治逻辑前提下，做了许多无效甚至有害的决策。尽管正如费正清所说，即使学术界也“永远无法完全做好准备，预知答案”，但如果行政当局能够掌握正确的知识，或与拥有正确知识的人精诚合作，则又有多少重大的历史灾难完全可以避免！从这个意义上说，《费正清中国回忆录》已远不只是本个人回忆录、一本关于中美近代关系史的总结，更是对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自我认知和改善能力的一次深远探讨。

  值得一提的是，费正清及他的妻子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挚友，他们夫妇的中文名字——费正清、费慰梅——都是梁思成给起的。而费正清给林徽因的信更是以“亲爱的徽”作为抬头，其亲密程度恐怕不是“林徽因客厅”中的过客能比的。1972年，费正清应周恩来邀请访华。彼时梁、林均已故去，周恩来找来了他们的女儿梁再冰作陪，与费正清夫妇一起吃饭。然而，在当时的紧张政治气氛之中，梁再冰整顿饭都没与看着她长大的“费叔叔”、“费阿姨”交谈，对费氏夫妇的问话也没有回答一句。一段中美知识分子的友谊佳话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让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