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荐人群体流动性很高，干个三、五年跳槽的不在少数，干了N年没跳槽的罕见，十年以上在一家公司的更是凤毛麟角。

  人各有志，许多中途离开的过客亦各有心得。

  一转眼，昭明来上海已整七年。从投行小兵走到投行中层，资本市场迎来历史性的扩容潮，投行兴衰更替，保荐人一字千金。

  昭明见证了少数人得意洋洋大发横财，更看到大多数默默无闻的同行苦逼着兜售青春。这让他心有余悸。

  终于，昭明厌倦了：“为什么会计师、律师都有终生职业，而保荐人则总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稳定，都想着捞一票就走。”

  现在，他和朋友开了一家很小的投资公司。“如果我真的有找到好公司的眼光，可以卖给资本市场。那为何我自己不买？”

  “做投行时，我觉得自己很浮躁，赚钱找不到逻辑。看到市场永远在批判发行审核体制，但什么是正确的？我阅读大量公司法和证券法方面的教材，几乎搜罗了国内所有可见的专著，同时搜集了美国一线法学院的主流教材专著和经典论文。对着这个问题，结论永远是争论。”

  有意思的是，高西庆曾于1996年10月著文《证券市场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理论根据》；清华大学法学院沈朝辉也写过《流行的误解——注册制和审核制》。但20年过去，资本市场仍没能够在“实质性审核”和“强制性信息披露”做出自己的抉择。

  “百乐门小艳红”也是从投行业半途离开者之一。她早年供职于某证券公司，后供职于PE，继而去了香港，后赴英国。虽然离开的时候，有些人说，她考试没过；但小艳红却问：我们考试为的是什么？

  小艳红写的不少散文、游学记录和对投行的分析，深刻精彩。“一度，我曾想和她一样。不过她是南渡，我则选择了北归。”昭明说。

  就在10月底，小艳红出了本书，名为《亲历投行——中国投行的若干传言与真相》，无意间奠定她投行圈知性美女的地位。

  小艳红说：“2013年夏天，在书快要写完的时候，我发现事实上仍然有很多人对中国的投行业缺乏基本的认识和了解，很多人更喜欢以自己的经验去判断别人在做什么。在香港和伦敦求学期间，一些我新结识的朋友在不经意的聊天中提及了一些对中国投行的误解。听说我在投行工作，一个在商业银行做投行业务的人说：那你成天都与合同打交道吧。一个在国际大投行做sales的人问我：那你平时买什么股票？一个在伦敦做外汇业务的人听说我在国内投行负责过中后台业务说：那你主要是做行政工作的吧。”

  小艳红的书一经出版，马上风靡了保荐人圈子，并逐步向监管部门里的“哥们儿、姐们儿”扩散。

  帮小艳红的书写序的是前述荣呆会的创始人——阿土哥。“他很仗义地说，等书出了他要先买几十本，预备送给在他团队里实习的大学生和新人。一想到他们的办公室可能各处散落着有我照片的书，我偷偷地在心里笑了。”小艳红说。

  （本版受访对象除张国峰外，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