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几年前，眼下国际经济环境更为有利，有助于中国全身心投入国内经济再平衡目标的实现

  □ 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

  在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提出的改革目标和政策措施，远远超出了作为“十二五”规划核心的经济改革目标。相比以往任何时候，中国都有了关于改革和发展的更为详细和全面的路线图。这其中也包括了不少非公经济的议题，包括推动更大的司法独立性、废除劳改制度、促进社会公平和平等、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减少动用死刑等等。如果说中国以生产率提升为核心的第一次转型已经基本完成，那么上述所有的这些措施，将必然促成中国的第二次转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第一次转型的开始，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化了第一次转型。

  早在10年前，中国领导人就已意识到了通过经济改革来大幅提升经济增长、创建更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并且在“十一五”规划中得到了集中体现。然而，部分受到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拖累，中国最近一轮的改革进展缓慢。为了创造就业、重塑经济增长动能，中国在2008年后期启动了一轮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这样的刺激措施成功地实现了既定目标，但却是以牺牲国内经济再平衡为代价的。尽管中国外部盈余的相对规模大幅下降，但中国对于主要通过债务融资驱动的投资增长的依赖，在过去几年却有增无减。“十二五”规划重申了中国“十一五”规划中的改革目标。

  幸运的是，相比几年前，眼下国际经济环境更为有利，有助于中国全身心投入国内经济再平衡目标的实现。

  对世界而言，中国成功实现第二次转型尤为重要。近年来，中国不仅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出口国和大宗商品市场最主要的参与者之一，同时还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引擎。对于许多国际观察人士而言，现在最大的疑问在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能否在不进行政治和大力度国企改革的情况下得到落实。尽管三中全会文件呼吁公平竞争以及取消那些让国有企业处于更有利地位的优惠政策，但总体而言，这次会议对于国企改革的强调并不太多，这让外界多少有些意外。要知道，国企改革是三中全会提出的实现其他许多经济目标的重要前提。

  如果这次的改革方案都能得以落实，这些措施将确保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同时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

  就这次三中全会提出的所有改革目标本身而言，可谓无可挑剔，但问题的重点在于实施。在经济领域，中国下一步的改革还面临一些艰难的挑战。

  首先是财政体系改革。中国接下来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如何改革财政体系，包括地方政府融资，从而降低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对于土地收入的过度依赖，并改善地方开支和收入之间的平衡。从许多角度而言，这个问题的解决都很关键，包括为超过2.3亿农民工提供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享受社会服务的机会等。

  其次是如何以及何时建立农村土地市场，以更好地保护农民的利益，促进生产率增长和社会公平。另外，中国还需要解决农村土地被违规用于非农用途的问题。

  第三个挑战是，如何以及何时建立一个正式的存款保险制度，以为民营银行的发展创造条件，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放松对于存款利率的控制。

  第四，如何削弱一些国有企业的垄断和其他特权，以促进公平竞争，确保市场真正成为财政资源配置和使用的决定性因素，就像此次会议所提到的那样。

  第五，如何更好保护环境和劳动者权益，同时又不减弱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以及对海外投资人的吸引力。

  第六，如何改革货币和财政政策，以提升金融中介的效率，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并增加对于银行流动性和信贷扩张的间接控制。

  第七，如何进一步改善中小企业对于信贷资源的获得。

  最后一个挑战是，如何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并进一步提升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

  对上海而言，与三中全会设定的全局目标相关的两个重大挑战是：首先，要确保将上海成功打造为国际金融中心；其次，要推动最近启动的上海自贸区成为中国其他地区的成功改革样本，并最终推广到全中国。

  现阶段，中国面临的挑战与1978年或是1993年完全不同，但其严峻性又较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前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去往什么方向，而在于如何去。中国已经走上第二次转型之路，全世界对此翘首企盼。

  （作者现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1993年至1997年，曾任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本文为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国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发布后，鲍泰利教授专门为上海证券报撰写，翻译：朱周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