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宁

  根据《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近期的一份报告，自上世纪末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劳工阶层收入在GDP中的占比持续下降，其中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劳工收入占社会总体收入比例已从1990年的66%降至目前的62%。在新兴市场也是如此，经济增长未能带来收入的相应提升，已成世界性的劳工之殇。

  据OECD估测，在导致劳工阶层收入占比下降的诸多因素中，技术因素产生的影响几乎占到了80%。20世纪后半期，随着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在现代金融技术以及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的推动下，资本在全世界实现了较为顺畅的流通和高效的配置，能及时进入高收益市场，获得较高利润。相较而言，劳动力在全球的流动性明显不足。工作签证、跨境交通、生活成本等均是劳动力流动需要迈过的门槛。从市场格局来看，相对于一体化趋势日益突出的金融市场，全球劳动力市场仍显示出较强的地域分割特征，“资强劳弱”的格局整体上在强化。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国际资本市场大幅萎缩，实体经济陷入衰退。但五年之后，在实体经济尚处由“刺激性复苏”、“调整性回落”向“趋势性增长”逐步转变之际，国际资本市场早已恢复甚至已超越了危机前水平。11月8日，道琼斯工业指数创下15762点的历史新高，STOXX欧洲50指数一度攀升至2933点，大幅高于欧债危机爆发前的水平。日本股市市值也回到2008年初的水平。但劳动力市场持续低迷，主要经济体失业率维持高位。美国在经历了三轮量化宽松后，总体失业率仍较2008年初高出2.3个百分点。刚刚显露走出衰退迹象的欧洲，失业率更攀升至12.2%的历史高位水平。在所谓“安倍经济学”三支利箭刺激下的日本，失业率仍明显高于金融危机前水平。

  总体上看，在现有的社会生产方式下，资本与劳动力两种要素的结合过程中，资本要素占据主导地位，劳动力要素处于相对弱势。即使通过政府转移支付的收入再分配，仍难以有效改变劳动力要素客观上的弱势地位。在欧洲这个过去号称社会福利最好的区域，政府背负了难以承受的巨额债务。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最终将负面影响反馈至劳动力市场，一系列减薪和裁员行动，让劳动力市场深陷危机泥潭。

  要真正改变要素市场“资强劳弱”的格局，避免劳工收入占比进一步下降，从目前来看很大程度上只能有赖于生产方式的革新，即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的预测，以可再生能源为主要动力，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革命”，不仅将催生一批新兴产业以替代已有产业，还将导致社会生产方式、制造流程、生产组织甚至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重要变革。

  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能否成为拯救劳工之殇的希望呢？

  在里夫金看来，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融合，以数字化制造为核心内容，分散式合作技术与生产方式将构成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本内涵。事实上，随着各类新软件、新工艺、机器人和网络服务的逐步普及，大量个性化生产、分散式就近生产将成为未来生产活动的重要特征，从而导致工业乃至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传统的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方式则将终结。这意味着，生产活动的规模效应将不断弱化，资本积累与集聚所形成的优势将面临冲击。与此同时，分散合作式、个性化、本地化、数字化生产，将进一步凸显劳动力的作用，赋予其更强的自主性。这一趋势最终可能改变“资本主导劳动力”的要素结合方式，使劳动者成为生产活动的主导力量。

  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也是两面性的。一方面，它将革新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的结合关系，但另一方面，它也对劳动力的素质有更高要求，进而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更剧烈的分化。新生产方式的形成，在使劳动者成为主导角色的同时，也预示着劳动力将逐渐脱离最终产品的生产环节，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的就业岗位势必大幅缩减。高学历、高技能劳动者在这一过程中将脱颖而出，低学历、低技能的普通劳动者却可能面临失业的困境。这个结果虽然改变了“资强劳弱”的现状，却又形成了劳动者内部的强弱分化格局，劳工之殇将以一种新的形式展现。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未来的挑战或许将更加严峻。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市场的高速增长正在使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变化，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总量的绝对占比目前已超过发达经济体。但从全球产业链来看，新兴市场仍以低端环节为主，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其产业结构中占比较大。第三次工业革命引发的产业结构重塑与革新，可能使发达经济体在科技、信息等方面长期积累的优势进一步强化，成为未来新产业链红利的主要受益者。而新兴市场低成本要素比较优势则将可能逐渐弱化，甚至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这也向我们发出了警报：新兴市场的劳动者可能在未来的要素新格局中处于更不利的地位，难以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青年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