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袁 东

  “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起因时，禁不住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之所以有如此感慨，是因为托克维尔花费了十数年时间，考察了众多地区，阅览了政府、教会等机构和个人遗留下来的浩繁卷宗，经过长年累月的研究咀嚼，才形成了世人今天读到的《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egime et la Revolution ）。就像他自己说的，即便是书中最短的章节，也是花了他一年多时间研究的结果。书中每个章节、每个段落以至每句话，都是他对诸多历史资料研究与思考的凝练。也正因如此，才使这本篇幅并不大的著述成了认识与理解法国大革命最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作品，也几乎成了政治经济社会与宗教哲学思想研究的百科全书。难怪此书中国最早的引荐者、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芝联赞赏其为“史学珍珠”：不仅所有历史色彩，甚至当世与未来，都可从中得到映射。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启发点太多了。恐怕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在阅读时，都会有种历史与现实、不同国家与民族间的似曾相识感。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本书对所有时代、所有国家与民族，永远都是一种警醒与提示。在这个意义上，《旧制度与大革命》超越了历史。

  当托克维尔持之以恒地深入历史渊源中，针对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一个世纪甚至更早时代研究思考时，他提炼出的观点与结论，当然与他当时读到的有关法国大革命历史的著述，存在诸多差异。

  历史的确是一座画廊。如果愿意，谁都可以去描模画作，更不用说驻足浏览。无论是描模还是浏览，都是基于某个角度某些侧面的历史观察和解读，不可能是特定历史期间的全部事实。即便是当时记录历史事件的人，也不可能是个全然超脱而纯粹客观的主体，相反，总是处于特定社会地位带有特定思想感情与理论色彩的人，他留下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也不可能完全是真实客观的记录，这样的“原作”，其实也是历史的复制品。

  历史即过去。世人一旦提及并谈论历史，无不是站在各自立场上的一种解读。差别只是，谁能够细致认真地发现并掌握更多历史资料与物件。历史的存续和影响靠解读与阐发。严格而言，在历史这座画廊里，只有复制品，没有原作。作为复制品的历史，能否超越历史而具有后世的持续影响，要看复制者的态度、资料挖掘功夫以及理论水平，还要看其写作表述能力。在所有这些方面，托克维尔无疑位于最优秀者之列。

  法国大革命无论如何都难以从人类历史上抹掉如下深刻印迹：“从1789年5月5日到1794年热月9日，集中了人类所能设想出的最富戏剧性、最令人憎恶、最振奋人心、最可怕、最光荣和最令人沮丧的一切。”

  法兰西所显示的这一突出印迹，也潜伏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个国家。历史证明，继18世纪末的法国之后，这一印迹几乎不换装束地再现在其他国家。托克维尔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指出了这类混乱形式的暴力革命出现的历史条件，包括制度、体制、权力结构与实施方式、行政风尚、社会阶层划分与相互关系，以及宗教、文学、哲学、社会心理倾向等。所有造就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条件，对于相隔两百年之后无论身处何种制度和发展程度的人类而言，都不陌生，有些则根本就在身边的现实中。

  托克维尔从历史中总结出的很多结论与观点令后人振聋发聩。

  比如，类似法国大革命这样的暴力形式，在利用旧制度的弊端推翻旧制度的同时，并不能建立一种全新体制，相反，很快就会重拾旧制度下的体制，甚至比原来还要巩固，包括那些引发革命激情的弊端。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持续不断地下降；对专制政府的爱好，也就是对国家的轻蔑；专制主义总是倾向于将人们赶往只注重个人利益而窒息公益品德的狭隘个人主义泥沼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冰霜，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冻结成冰。”从而，企图永远打破公众基于共同感情的共同行动。

  又比如，“若以为民主社会必然与宗教为敌，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宗教调节的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也就是人自身的内在心灵；政治制度与体制调节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前者往往是后者所需要的，至少相互融合的。凡是那些矛头对准宗教的革命，都是披着宗教革命的外衣，实质上进行的是政治革命，法国大革命也不例外。一旦将宗教信仰从灵魂中统统驱逐出去，鲁莽而盲目的轻率和各种没有节制的理论、思想和感情就会趁机而入，支配着一个个容易激动而走向极端的灵魂。

  再比如，政府只是统治者，说得好听点，仅是治理者，而不是个体和社会的监护者。任何将监护作为已任的政府，都是专制的，至少离专制不远。民主当然有着自己的形式，但民主的形式并不是民主本身，更不意味着不专制：“最专制的政府也能够与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乃至压迫人民还要摆出若无其事的可笑样子。”“法庭干预政府只对案件有害，政府干预法庭则使人们堕落，使他们兼具革命性与奴性。”法律制度与法治化社会并不是一回事：“谁若想通过法律汇编来判断那个时代的政府，谁就会陷入最可笑的谬误之中。”

  再请听听：

  如果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被重重障碍长期隔绝后，再有机会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重逢是为了相互厮杀。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在推翻了王权政府后陷入了更加专制、仇恨与恐怖统治的原因所在。

  如果一个政府支配了太多的恩典、荣誉、金钱，拥有太多诱惑手段与强制手段，也就看不清以至不想看到权利的边界了。没有了边界的权力，总会使掌权者富于侵夺性与专制性。这样的掌权者总会因为最轻微的批评与最微小的社会反抗而恐惧不安，总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种恐惧不安往往使其变得日益冷酷。当没有什么力量能约束政府时，也就不存在什么能支援政府的力量了。

  社会转型中，变得最富裕的阶层，在没有富裕之前以及富裕之时是对抗社会不公平的最激烈者，但总是为了一己利益，又在努力创立新的不公平。

  凡此种种，在托著中俯拾皆是。什么时候读，都会给人带来新的启发与思考。

  通常，一本好书会越读越厚。仅从文本上看，《旧制度与大革命》实在算不上厚，但这是今年以来继欧文·白壁德的《民主与领袖》之后，我读到的第二本越读越厚的书。碰巧的是，这两本富于多重启发的书，正好是一对互补。《民主与领袖》是一位典型的学院派学者的典型学术性著作，作为哈佛大学的名教授，白壁德探讨个体内在的精神建设问题。《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位担任过政府和立法机构高级官职的典型政治家写的有着社会与政治实践框正的分析性著作，作为曾经的外交部长和立宪大会副主席，托氏探讨的是外在于个体的政治社会制度与体制建设问题。

  我的体验是，将这两本书结合起来读，会带来全景式的启发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