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大秦帝国》

  ⊙张 述

  时隔4年，“秦风”再起。

  继第一部《裂变》于2009年播出后，历史剧《大秦帝国》的第二部《纵横》也于不久前登陆央视。它不仅激发了更多观众对那段历史的兴趣，更使不少铁杆读者再次捧起原著，重温小说曾带给自己的感动。那么，是什么样的魅力，使这套长达11卷500余万字的大部头作品，持续多年火爆，吸引这么多铁杆读者对其不离不弃？答案并不复杂：精神的力量。

  《大秦帝国》所描写的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时期，却也是华夏文明奠基期。身处那个大毁灭、大创造、大自由的关键枢纽期，那时人们的精神面目、行为方式，足以令如今的我们瞠目结舌；而《大秦帝国》的成功之处，正在全景展现了那时的主流社会精神，让无数读者备受鼓舞。这种精神，即作者孙皓晖先生所谓的“强势生存”精神。

  这种精神的内涵，在小说中，通过四个方面得到了淋漓精致的表现。

  一、血气争心：赴汤蹈火，死不旋踵

  按我们的一贯看法，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历来都是温良恭俭的，然而在小说中的战国时代，人们几乎无日不在面对鲜血与死亡，只有具备过人的勇气和意志，才有在乱世中生存下来的可能。正是这样的社会现状，培育了当时先民们血性刚烈的性格，他们最在意的是对自己秉持的价值观的捍卫，为此宁可付出生命的代价。这种精神，用墨家的话说就是“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大秦帝国》首先浓墨重彩刻画的，正是这种精神。

  仅以第一部为例：士子田常只因自己误解了秦孝公的善意便自刎谢罪；墨家弟子明知寡不敌众，仍坚持为阳文君守城，最后悉数战死；村姑黑枣为太子驷殉情；主角商鞅在完全可以保全自己的情况下，却还是为了大局而主动赴死……更不用提小说中那数不胜数的一场场战争，从开头的少梁之战到最壮阔恢弘的长平之战，再到最高潮的统一战争，直至第六部作为秦军绝唱的巨鹿之战，无数将士们的浴血拼杀，读来无不令人荡气回肠。

  也许在如今更认同“生命可贵”的我们看来，这些殉难赴死、征战杀伐多少显得不可理喻，然而，这种血性刚烈却渗透在《左传》、《史记》等史料的各个角落，这也正是“强势生存”精神的深厚基础。

  二、追求功业：生当五鼎食，死就五鼎烹

  当然，血性绝不仅仅是“强势生存”精神的全部；这种血性，更与对功业的追求联系在一起。

  传统观点普遍认为“春秋无义战”，认为那时连绵战争造成的都是无谓的伤亡与破坏，但事实上在大毁灭之外，那个时代更有着大创造的一面：各国接连掀起的变法浪潮，各学派的思想交锋，秦国为统一天下进行的连绵征战，统一之后的全新制度与诸多工程……都是当时人们为推动历史进步而做出的种种探索与努力，这毁灭中孕育新生的一面，正是春秋战国与其他分裂战乱时期最大的不同。

  正是因此，《大秦帝国》不仅对这些创造性活动及成果予以了全方位展现，更以合理的历史逻辑，倒推出了那些创造者精神风貌中的共性——无不以建功立业作为人生高远目标：第一部的商鞅排除万难，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天下首强；第二部的苏秦与张仪，接连经受“败、苦、辱”这创业三难，依旧屡败屡战，最终成就各自功业；第五部的秦始皇君臣，则以超越时代的创造力，为华夏民族创设了一系列全新制度。尽管他们为此承受了种种挫折磨难，付出了种种辛劳甚至自己的生命，却从未有过任何退缩，正如《主父偃列传》所言，他们追求的是“生就五鼎食”，哪怕为此“死就五鼎烹”也在所不惜。

  三、坦荡包容：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前述两点之外，当时社会风气的坦荡包容，也是不可忽视的现象。在传统儒家眼中，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然而不戴有色眼镜地看，那也是个空前绝后的自由开放时代。

  小说以大量笔墨描绘了这种社会风气：那时的臣子可以在国君面前不卑不亢，蔺相如、唐雎敢于威逼秦王，顿弱可以见王而不拜，绝没有后世廷杖、文字狱等威胁；只要有真才实学，任何人才都可以楚材晋用，苏秦、张仪、吕不韦、李斯，无不在祖国之外成就了功业；国家出现昏君暴政，黎民百姓可畅所欲言抨击指责，甚至聚而相抗、出走别国；学者既可独善其身如庄子隐匿山林，也可随意收徒讲学如荀子开设学馆，还可畅所欲言如稷下士子百家争鸣……

  总而言之，那时的主流精神是“国择士，士亦择国；合则留，不合则去”，不出违心之论，不为违心之行，真正可以称得上“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从精神文明到物质文明，从学术争鸣到社会实践，各个社会领域的创新，都是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创造出来的。

  四、崇尚法治：举国一法，法外无刑

  秦国在漫长残酷的国家竞争中胜出、最终统一天下，胜出的秘诀在哪里？相信所有看过原著的读者都会会心一笑，不约而同给出相同回答——法治精神。

  无论是在两千年前还是当今社会，法治既是国家强盛的助推器，也是社会公平的保障伞，秦国之所以能避免六国的兴亡倏忽、人亡政息，之所以能强大并统一天下，其秘诀正在于从未停止对法治的追求与捍卫。这也正是《大秦帝国》一以贯之的最重要主题。

  仍以第一部为例，法治的诸多精神已渗透进了小说的各个细节：如使法必行，面对疲民械斗，商鞅顶住人情舆论的压力，绝无宽恕，一次斩杀七百人；如刑上大夫，不仅斩杀失职县令，还刑治太子的老师；如法不诛心（猜测动机），即使察觉复辟阴谋，只要没有举动就不予理睬；如尽公不顾私，拒绝民众赞颂，拒绝国君为保全自己做出的乱法安排……这些生动鲜活的故事，无不给读者带来关于法治精神的最直观感受。

  《大秦帝国》问世之后，在收获如潮赞誉之余，也同样受到了诸多批评。这些批评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认为小说“违反历史”，主要因为作品中一些人物、事件与《史记》的记载不同；另一类批评则直指小说理念，认为其宣扬专制独裁，甚至“法西斯”精神。但笔者认为，两类批评都有偏差。

  认为《大秦帝国》“违反历史”的批评者，大多不理解文学创作原则：成功的小说，应在秉持作者理念的前提下，塑造典型人物、集中刻画冲突；而史料天然具有的若干属性，如人物事件的琐碎、价值取向的混乱，便与此产生了矛盾。在无法兼顾的情况下，作者只能根据作品主题，剪裁史料，如缩短时间跨度，合并相似的人物事件，虚构某些细节，甚至对部分史料进行合乎逻辑的修改等。

  坦率地讲，笔者认为《大秦帝国》不是不够“尊重历史”，恰恰相反，是“文学化”仍嫌不够：如果纯以文学角度来衡量，有些情节仍略显粗糙，一些人物的塑造也较为模式化。这种情况下，如果作者反其道而行之，亦步亦趋地追随史料记载，那么它必然只是一部历史的流水账，根本不会有现在这样打动人心的魅力。

  而对于小说理念的批评，笔者认为是因批评者不了解当时的现实形势、时代精神，却生搬硬套如今流行的价值观所致。时代精神已在上文详细阐述，笔者认为当时值得格外强调的现实形势，有以下几点：

  第一，不少人以为，商鞅创设的法治是极端“反人性”的制度，但恐怕他们大多忽略，该制度是战时法治，并非我们熟悉的常态法治，按如今观点看来固然严苛甚至“野蛮”，却与当时的战争环境适应，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第二，有人认为，法家学说无非是君王用来维护统治的工具，小说过分美化了秦国的法治。笔者认为，作为小说，作者有权借“历史”外衣阐述自己“理想中的”法治社会，适当美化也在情理之中；秦法当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其军功爵等制度毕竟使民众可能通过自身努力得到更多自身权益，相较此前人治等治国理念，仍是历史的重大进步。

  第三，还有批评者秉持民主理念，在彻底否定君主制之余，对历史上的秦国乃至全面否定这部小说。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秦法未能摆脱君主制窠臼，是因社会实践无法洗去时代特征，尽管法治思想中有加强君权的特性，但并不能因此否定法家对法核心的诠释——法尚公义。更何况，《大秦帝国》的刻画重心在执政者如何面对、解决各种政治难题，而这些是无论“民主”还是“专制”的任何执政者都需要面对的。只是，作品对上述问题的解析尚不够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