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验充分表明，改革总是要付出代价，利率市场化绝不例外。从改革推进理念上看，我国必须要有牺牲一定经济增长的思想准备，政策搭配应力求减小冲击、分摊成本，而不能奢望完全化解冲击；必须要有放缓经济增速的忍耐性，如在增长压力下骤然中断利率市场化的既定进程，打乱改革节奏，很可能导致错失利率市场化推进的最佳时机，并在长期中受到更大的金融压抑的负面影响。鉴于改革成本和直接冲击较大，把握循序渐进的节奏十分重要。

  □程 实

  央行行长周小川本周二在第三届中法金融论坛上表示，近期中国正酝酿更进一步的利率市场化，特别是存款利率市场化，要建立包括定价、报价在内的机制，以便在中期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此番讲话打开了市场的预期空间。笔者认为，在利率市场化方面，我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后来者，借鉴先行者，特别是美国的经验，决策者可更好地把握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节奏，并使改革过程中的经济损失和金融震荡最小化。

  一方面，从微观角度看，利率市场化未必会导致利差收窄，但银行业竞争必然加剧，成本管控和综合化经营是商业银行险中求生、险中求胜的关键。很多人认为，利率市场化必然会导致银行业利差下降，但美国利率市场化的既成事实并非如此。美国于1986年初最终完成了利率市场化，但FDIC（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权威行业数据表明，美国银行业NIM（净息差）不降反升。1986年一季度，美国银行业的NIM为3.29%，随后一路升至1992年四季度的4.2%，然后才开始缓慢下降，直到2012年末，还比1986年的初始水平高0.05%。不同规模的银行的NIM也大多经历了类似的先涨后跌。2012年末，资产规模100亿美元以上、10亿至100亿美元和1亿至10亿美元以下的银行的NIM分别较利率市场化初期上升了0.2%、0.71%和0.33%，只有资产规模1亿美元以下的银行的NIM较利率市场化初期下降了0.52%。美国利率市场化完成后27年的行业走势表明，利率市场化并不会导致净息差的立刻收缩，即便在长期内，利率市场化也并不必然带来净息差绝对水平的下降。而小银行传统业务经营受到利率市场化的挑战可能要大于中型和大型银行。

  那么，造成美国净息差不降反升的原因是什么？进一步的数据结构表明，生息资产收益率并非没有下降，而是下降了很多，1986至2012年，美国银行业生息率就下降了6.76个百分点，而同期净息差不降反升的根本原因在于，生息资产付息率下降幅度也很大，同期达到了6.81个百分点。可见，利率市场化的确会加剧市场竞争、特别是贷款的价格竞争，而能生存下来的并非那些在资金吸收上打价格战的银行，而是能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并提升资金运营效率的银行。

  当然，一味降低资金成本，也只是守成之举，避免陷入传统业务上的恶性竞争才是生存发展的关键。笔者利用FDIC的数据测算，1986年至2012年，美国银行业非息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从12.04%上升至33.79%，实现盈利结构多元化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

  利率市场化促进了银行业的优胜劣汰，今年一季度，美国银行业资产收益率（ROA）为1.12%，较1986年一季度上升了0.4%，同期，资产规模100亿美元以上、10亿至100亿美元和1亿至10亿美元的银行的ROA分别上升了0.47%、0.37%和0.17%，只有资产规模1亿美元以下的银行的ROA下降了0.09%。

  美国经验显示，利率市场化并不一定会导致净息差的收窄，但毫无疑问，银行业的市场竞争会加剧。在动荡环境中，只有坚持顺势而为、成本集约、多元盈利和创新发展的银行，才能在残酷竞争中生存下来，并获得更好的成长机遇。与此同时，作为一定程度上具有规模效应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小银行未必船小就好掉头，由于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小银行需要具有更强的创新意识才能在利率市场化后的行业洗牌中占据一席之地。

  我国在股份制改革之后，银行业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盈利能力大增，并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快速崛起。按英国《银行家》杂志今年公布的“全球千家大银行排名”，以一级资本排名，中资银行首次占据榜首，在前十大银行中斩获四席。但中资银行的盈利结构较为单一，以非利息净收入在总净收入中的占比计，四家进入今年前十位的中资银行的综合化率仅为21.5%、23.6%、29.9%和19.6%，大幅低于摩根大通的53.7%、美国银行的50.5%和汇丰银行的44.5%。由此可见，中资银行虽然进步神速，但在利率市场化冲击下，仍需大幅提升盈利多元性，加强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从宏观角度看，利率市场化必然伴随着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大幅震荡，唯有做好相应的政策搭配，保障微观个体的金融安全，改革才能在震荡中稳健推进。1986年四季度，美国银行业未实现盈利的机构占比从年初的14.4%蹿升至31.2%；1986年至1992年其间，有1970家银行倒闭，而在1993年至2013年间，即便暴发了次贷危机，累计也只有604家银行倒闭。

  在银行大范围陷入生存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储户利益受到极大威胁，1933年建立起来的存款保险制度难以应对。美国决策层为此采取了大量补救性政策搭配。一方面监管机构加强了对“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的救助力度，另一方面，美国分别于1982年和1987年通过了两部重要法案，赋予存款保险机构更大的权力和力量，从体制上夯实存款保险制度。

  值得强调的是，无论相应的政策搭配得如何完善，利率市场化始终是一国金融体系伤筋动骨的一场大变革，宏观增长和微观福利在大变革中都要承担显著的机会成本，甚至是绝对的经济成本。在1980年至1986年推进利率市场化期间，美国宏观经济增速大幅放缓，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仅2.79%，大幅低于此前1960年至1979年间3.95%的平均增速，1980年和1982年，美国经济甚至还陷入了萎缩困境。此外，同期美国月均失业率高达7.97%。

  美国经验充分表明，改革总是要付出代价，利率市场化绝不例外。从改革推进理念上看，我国必须要有牺牲一定经济增长的思想准备，政策搭配应力求减小冲击、分摊成本，而不能奢望完全化解冲击；必须要有放缓经济增速的忍耐性，如若在增长压力下骤然中断利率市场化的既定进程，打乱改革节奏，很可能导致错失利率市场化推进的最佳时机，并在长期中受到更大的金融压抑的负面影响。此外，从改革推进方式上看，鉴于改革成本和直接冲击较大，把握循序渐进的节奏十分重要。

  （作者系北京青年经济学者，微信公众号：shihuashi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