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多了，可谈起幸福却那么纠结

  ——从《经济到底为了什么》说起

  ⊙高连奎

  经济增长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本论著的两位作者的答案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给人们一个公平、健康、幸福和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环境，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丰富！对于多年来一心发展经济而近年来又对什么是幸福分外纠结的中国人来说，这个认识的内涵太值得深思了。

  发展经济，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幸福。那么，幸福是什么？你到街上询问路人，他们可能会回答：“我希望拥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有安全感，还有能够同甘共苦的朋友。”虽然没有人提到需要很多钱，但钱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虽然很多人认为幸福是主观的想法，但它实际上是有规律可循的。例如，“施比受有福”这个说法得到了不同宗教信仰者的一致肯定。比如社会常常鼓励人们追求物质财富。跟以前相比，现在越来越多大学生把“赚大钱”作为他们的首要目标，而不是“为社会作贡献”。然而，心理学家蒂姆·卡瑟发现，那些追求物质财富的人最后往往不如服务于社会的人幸福快乐。

  但高品质的生活毕竟能使人拥有幸福快乐的生活，几乎在所有社会当中，富人通常都比穷人更快乐，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人们常用金钱和权力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并且以此来判断其对生活的满意度。

  盖洛普健康组织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有定期调查：他们在美国有每日民意调查，而在其他150个国家有年度调查。各国的年度调查报告显示：总的来说，北欧国家的居民是地球上最快乐的人。据2009年的调查报告，丹麦一如既往地名列第一，随后是芬兰、荷兰和瑞典。

  《福布斯》2009年的一篇文章分析了这4个国家的共同点：社会平等程度很高，贫富差距很小，工作和生活十分平衡，平均工作时间为全世界最短。然而，这4国公民所缴纳的税率也是全世界最高的。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海利维尔是全球最为杰出的幸福研究专家之一，他认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如丹麦）都具有很高的社区意识。这些国家的人民拥有很多互动机会，并且他们都十分信任对方，这是幸福必不可少的因素。在这些国家，如果有人丢了钱包，他们相信一定会有人把钱包还给他们，而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

  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詹妮弗·莱尔曾在哥本哈根学习过一段时间，她发现丹麦人十分注重社会联系。她在哥本哈根的经历令人大开眼界。“在那里，下午5点之后基本上没有人在工作。”她说，“即使是冬天，露天咖啡厅也坐满了人。人们十分注重健康。到处都是徒步旅行的地图，其中一半是骑自行车旅行。每个小区都建有体育馆，很多人从小就去体育馆锻炼。”尽管丹麦人的工作时间不长，但是他们的工作效率很高。

  街上总是有很多人，大家互相信任、互相照顾。很多人会把熟睡的婴儿留在商店外面的推车里，所有人都觉得这样做很安全。他们十分注重设计，开车也从来不超速。人行道上到处都是桌子和椅子，人们可随时坐下来，与朋友或陌生人聊天。

  “幸福就是和亲朋好友共度时光，信任邻居，热爱居住地。”约翰·海利维尔说，“尽管大西洋沿岸的加拿大人收入较低，但是他们比艾伯塔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加拿大人更快乐，因为他们有更多社会联系。”

  社交活动是提升幸福感的渠道，德雷克·博克指出，社会联系不仅能提高长期的生活满意度，而且能带来最直接的快乐。研究人员发现，当他们询问调查对象的幸福程度时，以下5种活动最能让人快乐（评分等级最低为1分，最高为5分）：亲密关系（4.74分）；下班以后的社交关系（4.12分）；晚餐（3.96分）；放松（3.91分）；工作上的社交关系（3.75分）。相反，最不快乐的活动包括晚上通勤（2.78分），工作（2.65分），最令人沮丧的是早上通勤（2.04分）。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时间的紧迫对国民的幸福造成了极大的挑战。

  社会联系需要充足的时间。不丹人将时间支配列在国民幸福总值的前三位，不丹国民幸福总值委员会会长卡马·施蒂姆说，不丹国民每年有30至40天的带薪假期，之外还有2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

  当然，幸福也常常被一些肤浅的认识误导。亚瑟·布鲁克斯在《国民幸福总值》中写道：“虽然政府很重要，但从本质上来讲它降低了人民的幸福感……税收从本质上来讲是强制性的……随着GDP的提高，政府不断强大，而人民的生活满意度也日益缩减。”真是这样吗？事实是，高税收的北欧国家长期以来始终位居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行列。丹麦人支付的税收占GDP的49%，芬兰占43%，荷兰占39%，瑞典占49%。而美国支付的税收仅占总收入的28%。

  布鲁克斯认为高税收降低了幸福感。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的税收是历史上最低的，但美国人的幸福感并没有增加，抑郁症反而越来越多。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焦虑和抑郁的美国人的比率大幅增长：大约25%的美国人患有心理疾病，大约16%的美国人终生遭受抑郁症的痛苦。这些数字，是大多数富裕国家的两三倍（是欧洲的两倍）。

  为此，美国人每年要花费大约800亿美元治疗抑郁症，其中大多数都是药物治疗：美国人每年服用的抗抑郁药物占全世界的66%！患有抑郁症的病人十分痛苦。很多人没钱接受治疗，只好继续忍受。在美国各大城市的街头，常有一些孤独的人在喃喃自语或者诅咒路人。他们大多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们酗酒嗑药，对生活绝望；对于这个沉迷于市场交易的社会而言，他们毫无价值。德雷克·博克建议，想要提升美国人的幸福水平，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更多的心理健康服务。

  布鲁克斯还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希望工作时间更长一点，而不是更短”。但据美国人的评估，他们在周末的时候比工作日快乐20%（假日期间更加快乐）。除了在失业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问卷调查都显示美国人希望增加休闲时间。布鲁克斯的观点和这些结果大相径庭。2008年的一项调查发现，69%的美国人支持法律强制带薪休假，超过70%的美国人支持法律强制带薪事假，超过80%的人支持法律保障的带薪病假。

  美国和北欧曾经实行相同的制度，但后来分道扬镳，结果是，自1975年至2005年，丹麦“非常快乐”的人数增长了22%，而半个世纪以来美国“非常快乐”的人数却保持不变。

  还有人拿边际幸福递减来说事，传统经济学还认为，随着人们反复获得同一物品，生活满意度的边际效用就会递减。而研究幸福的科学家发现，物质消费也是同样道理。对于贫穷国家而言，随着购买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会迅速提升。但年收入超过一定水平，例如人均一万美元，满意度的增长曲线就会逐渐平缓，最终变成一条直线，甚至有可能开始下降。比如，问卷调查显示：在过去半个世纪，美国人的生活满意度略呈下降趋势，尽管他们的平均收入增加了一倍多。但这也仅仅能解释一部分原因，而非全部。

  是不是还有个人的态度问题？根据研究人员的观点，50%的幸福来自遗传基因，有些人天生就比其他人更开朗、更快乐；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在《快乐经济学》中记录了很多心理学家衡量人类幸福的方法。通常来说，人们自己体会到的幸福感是准确无误的：我们可以通过脑电波测试得到具体证据，也可以通过朋友和同事的评估得到证实。事实上，心理学家的幸福衡量标准不仅精确，而且可以跨文化操作。但是遗传学无法解释各国人民之间的幸福差异。环境和社会状况也很重要，而政府的政策往往决定了这些条件。

  1933年，詹姆斯·希尔顿写了一本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描述了乌托邦一般的香格里拉。有些人认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内陆小国不丹就是香格里拉的模型。不丹的人民延续着古老的生活方式：在绵延不断的雪山之下，牧羊人在一片片稻谷和梯田中牧羊，五彩的经幡飘扬在美得令人窒息的宫殿和堡垒之上。

  1972年，年仅16岁的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在加冕仪式宣告“国民幸福总值远比GNP重要”。当时，大多数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听了旺楚克国王的宣言之后，只抱以礼貌性的微笑，然后便打个哈欠继续回到热火朝天的赚钱大业中去了。40多年来，不丹人脚踏实地，以提升人民的福祉为目标，寻求衡量方式，调整政府机构，为国民幸福总值的愿景而努力着。在过去10年，不丹人吸引了许多来自全球的研究幸福的专家，他们试图用科学、严谨的方法来研究如何提升幸福度。

  一个人口不到100万的小国、穷国，竟然在教导富国、强国如何生活，这告诉了世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