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即日起，本栏目将陆续刊发晋商研究系列。晋商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商帮之一。本专栏希望通过介绍晋商代表人物在奋斗创业中的故事，提炼出他们所一直秉承的价值观、财富观，以回望历史的眼光评析他们。

  传播正能量，以史为鉴，为后人树立正确的财富观、价值观有所启迪，是本栏目开设的宗旨。

  ⊙张亚兰 ○主持 于勇

  明至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国退民进”的市场经济逐渐萌芽的时期。明初政府通过让渡“食盐”、“茶叶”等国家垄断物资之销售权的“开中制”，调动了商人运粮输边的积极性；明中期的“纳银换盐引”制度，进一步将市场经济拓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清以来的“恤商”政策使商人的经商环境进一步宽松，北部边疆、俄国市场、以及清中后期欧美等全球市场的出现，给了商人更大的舞台来施展才能。

  在国家制度“少为”或“无为”的情况下（如清政府对票号的管理，在票号已经经营85年后才有相关的制度，对商人发行票据的管理近乎空白，对银两、外国货币、外国金融机构无任何管理措施），商人们不仅在无序竞争的市场中逐渐摸索到了生存的终极法则，而且开始通过行会等商人组织制定规则，规范市场，最终市场的成熟和商人的成功同时实现。晋商能在明清十大商帮中脱颖而出，位居首位，与其对商人生存法则领悟透彻、践行到位有很大的关系。

  晋商悟到的生存法则是什么呢？用一句话说是“不瞒老、不欺幼，义走天下”，归结为一个字就是“义”。明代晋商樊现以自己的经验教诲子弟说“谁说公道难信呢？我南至江淮，北尽边塞。贸易之际，人以欺诈为计，我却不欺。因此，我的生意日兴，而他们很快衰败。”樊现的经验朴素、实在；另一位受过儒家文化熏陶的明代晋商王文显则高度总结了其经商理论：“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途，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自安而家肥富。”他认为商士一样都是“高明之行”，是君子所为；“利”要经由“义”而达成，此为“大利”。商业的成功、商人的美誉，让晋商以“义”为核心的商业理论生根发芽，像大树一样茁壮成长；最终，“义”的形象代表——夜读春秋的关公，被晋商奉若神明，处处供奉。随着商魂的逐渐清晰、具象、直至光彩照人，晋商的行为也如众星拱卫北斗一样，有了规则和秩序；晋商在商途上也更加从容、坦荡，开始有了大商人的胸怀和气魄。

  “义”一如其繁体（義）中的含义，即用牛羊来祭祀，以求众生的吉祥。这是一件庄重的、众人都要参与的、不可废弃的大事。引申为现代含义，就是“集体利益至高、至大”。“义”通天地，晋商遂懂得“趋天时，逐地利，转运四方之货”，成为明清十大商帮中唯一跨越“盐商”、“茶商”、“票商”三大高潮的商帮；“义”连古今，晋商悟出了“学而优则商”的商业代际传承的“硬道理”；“义”聚众人，晋商据此定制度、设规则、传教育、立精神、养习惯，终靠“股份制”聚巨资；靠“身股制”，聚精英；靠“相与”关系，维系稳定的上下游商网；靠“至诚、至信”，像磁石般吸引着消费者；靠“忠君报国”，赢得政府青睐。

  《晋语》（国语下)曰“义为利之足”，晋商践行，而成“海内最富”；又有言曰“义为信之心”，晋商以“义”为核心编就了一张抵御商海波涛，具备无形竞争力的“信任大网”。《易经》有言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晋商悟到了“义”——这一商道人文的核心，并“化”成了500年的商业辉煌，成就了一段商史传奇佳话。

  （作者系山西财经大学教授、晋商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