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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眼
近年来，不断听到来自工业领域的好消息。一是我国的高铁、城铁等轨道交通设施开始向国外出口。二是我国新一代移动通讯设施也开始向国外出口。“中国制造”不再是矿砂原料、服装鞋帽，有些方面已经进入了全球产品的中高端，甚至走到了前沿。这是可喜之处。但也因为如此，中国工业要进一步升级遭遇了两方面的挤压：一是发达经济体的挤压；二是后进国家的追逼。如何突破全球分工体系的“天花板”，还真是个问题。
——亚夫
■自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融入全球生产体系。30多年来，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显著提升，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但是随着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面临的新矛盾、新挑战也日益突出。
■我国传统要素优势趋于减弱，低端产业的分工优势面临挑战。新兴优势要素积累不足，尚难支撑新一轮分工优势。而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明显，对我国本土企业成长形成挤压。加之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也给我国分工升级形成了压迫。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也对我国低端产业构成了追赶效应。
■我国工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升，也有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条件。其一，产业升级的内生动力增强，构建国内价值链的可能性加大。其二，技术创新能力有所增强，在部分产业领域已取得突破。其三，新兴市场兴起带来重要机遇，有利于外贸格局调整和产业升级。其四，对外投资获得有利契机，将加快突破产业升级瓶颈、占领海外市场。其五，新一轮科技革命已在酝酿之中，我国产业有望在一些领域实现追赶。
■目前，我国在新一代移动通讯、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基础芯片、无线宽带、高速铁路、高温气冷堆、电动汽车等许多技术和产业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技术积累，有些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接近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随着技术研发能力的增强，我国在工程机械、重矿机械、铁路设备、新能源设备、高端数控机床、石油化工机械、机械基础件等领域的进口替代进程将进一步加快，产业链的自主性和完整性也将进一步提高。
□徐建伟
我国工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与挑战
1.传统要素优势趋于减弱，低端产业的分工优势面临挑战
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我国要素禀赋条件已经发生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劳动力比较优势在逐渐减弱。虽然我国劳动力资源在总量上仍然比较丰富，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化进程加快，我国已经告别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而跨入“刘易斯拐点”，劳动力工资和福利不断增加，导致我国在国际上的劳动力优势减弱。
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平均工资明显偏高，已经超过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国、印度、越南等国家。预计随着老龄人口的迅速增加，我国低成本劳动优势将进一步消退，“人口红利”也将随之消失。劳动力成本条件的变化给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电子组装等典型的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带来挑战，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难以固守。
此外，有助于低成本竞争的其他因素也在发生变化。如，严格的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以及土地招、拍、挂等供应方式的改革，使得土地资源不再无限制地低成本供给，土地交易价格迅速上升；原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的进口需求持续增加，国内能源保障不足，资源价格持续上涨；人民币升值削弱出口部门的竞争力等等。
2.新兴优势要素培育积累不足，尚难支撑新一轮分工优势的形成
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是以充足的资金供给、技术积淀等为条件的，但是产品内分工的加深导致我国新兴优势要素积累不足。由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转变，是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的决定因素。
韩国、新加坡等亚洲新兴经济体之所以成功实现经济赶超，就在于它们在引进技术的过程中培育了自主创新的能力、在接受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锻炼了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孕育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在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中造就了具有世界水平的企业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产品内分工迅速兴起，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到生产组装过程中来，企业之间为争夺订单而互相压低产品价格，导致生产环节的价值增值不断降低，企业的资金积累能力受到制约。在本地企业缺失知识产权的条件下，跨国公司通过认证制度收取高额的技术转让费用，使得加工组装企业的利润率较低，用于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的资金不足。
在技术积淀方面，跨国公司采取一系列防止技术扩散的措施，或者是利用其技术垄断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在技术设计、生产工艺等关键部分设置一些难以破解的障碍，或者是对核心技术严密封锁，仅向我国企业转移“夕阳技术”，或者是采取内部技术转让方式，严密控制尖端技术的扩散。这些防扩散措施事实上起到了抑制技术外溢的作用，本地企业通过干中学或技术转移所获得的知识溢出有限，严重妨碍了本地企业的技术积累和在产品内分工中的地位提升。
3.跨国公司竞争优势明显，本土企业成长环境严峻
由于在技术、资本、市场等领域的优势地位和对国际贸易规则的优先制定权，发达国家企业更有可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产业链的主导权和控制权，而发展中国家企业要想借全球化之力促进自身产业发展和升级则需要破除更多的外部桎梏和束缚，这往往又是比较艰难的。
当前，跨国公司主要通过建立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大型跨国公司不仅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和创新能力占据着价值链的关键环节，而且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离岸外包、战略联盟、研发合作等组织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其边界，掌控着价值链的全球治理权。
相比于国外跨国公司，我国企业主要依靠规模、价格等低层次优势参与市场竞争，在自主知识产权、品牌管理、营销网络等方面明显不足，难以获得高附加值。跨国公司还利用其市场优势地位，不断压缩我国企业的生存空间和利润空间，迫使大量民族品牌退出市场，或者成为跨国公司兼并收购的对象，或者接受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分工安排，或者作为地域性的小品牌存在。
另外，由于外资企业在我国加工贸易中占有很大比重，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主动权实际上主要掌握在外资企业手中。虽然一些有实力的本地企业认识到产业升级的重要性，但是阻碍升级的制约非常明显，供应链管理能力、技术开发、品牌建设、渠道建立与售后服务等都会成为难以跨越的门槛。
近年来，我国企业在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涌现了一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自主创新成果，逐步向附加值更高的环节攀升，但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会轻易放弃其优势，将在技术升级、产品创新等方面与中国企业展开更为激烈的竞争。
4.外贸不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给我国分工升级带来高端挤迫效应
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是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条件。但是这种发展模式的长期实施，会导致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外需拉动和外资驱动，在外部环境恶化时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创。
历史经验表明，我国对外贸易两次大幅下滑，均发生在世界金融危机期间，第一次是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第二次是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尤其是这一轮金融危机的持续侵袭，给我国高度依赖外需和外资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巨大冲击。其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是贸易摩擦激增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
由于发达经济体深陷问题泥沼，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迹象明显。欧美等国除采用传统贸易保护手段外，还通过“碳税”、劳工标准、社会责任等新规则来加强对国际产业主导权的控制。
与此同时，新一轮贸易摩擦从纺织、轻工等低附加值产品，扩大到机电、医疗保健、化工、微电子等高附加值产品。2010年，欧盟针对中国数据卡发起反补贴调查，涉及金额约41亿美元，这是此类高科技电子产品首次出现在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中。在美国新近发起的贸易战中，包括7项以知识产权诉讼为核心的337调查，领域涉及太阳能灯、液晶显示器、印表机墨水匣等产品。
此外，发达经济体为了重塑竞争优势，纷纷推行再工业化战略，力图在信息、节能、新能源和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抢占制高点，对我国产业升级形成高端挤迫效应，从而增加我国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提升的难度。
5.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对我国产业发展构成低端追赶效应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受到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端追赶效应。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不断提高，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及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仍然相对较低，导致大量外资企业转移到东南亚地区投资生产。
据亚洲鞋业协会调查，我国制鞋业工资水平2007年仅略高于越南、印尼、印度、柬埔寨等周边国家，2011年已相当于这些国家的2-3倍。同时，由于土地、房租等各项生产要素进入成本集中上升期，同样加工一双耐克鞋，在中国的成本要高出2-3美元。为了应对成本压力，服装、箱包、玩具等轻工企业已经出现向外转移的势头。这直接导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进一步下降，流失部分主要被周边国家挤占。从2001-2011年的平均增速来看，越南出口平均增速达到18.78%，比中国高3.82个百分点，出口规模占中国的比重从2001年的5.97%增长至2011年的8.20%。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发展中经济体如东盟、印度等国家将会以更加低廉的成本优势，实现对中国制造的替代，原来“中国制造”的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将越来越多的变成“越南制造”、“泰国制造”以及其他东南亚或南亚制造。这样，“中国制造”未来可能会处于被夹在中间的尴尬状态。
一方面，发达国家保护主义加剧，对资金、技术和产业的流出必然会施加更多的限制。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我国将在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同时面临发达国家和后起新兴经济体的双重夹击与挑战。
我国分工地位提升面临的机遇与条件
1.产业升级的内生动力增强，构建国内价值链的可能性加大
我国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综合竞争优势明显，成为培育新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我国长期以高于世界经济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发展，导致我国内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这既是对金融危机背景下外部市场需求萎缩的一个有效补充，也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一个动力和源泉。尤其是对于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产业来说，庞大的内需市场是提升对外竞争力的优势来源。
我国产业内部分工体系逐渐形成，构建国家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s）的条件趋于成熟。中国作为典型的大国经济，最重要的特征是地区之间在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差异。中西部地区具备“雁阵”模式中承接产业转移的基本条件，从而为维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提供充裕的缓冲空间，也为东部地区向中高端价值环节升级提供必要的战略空间。
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供给潜力大，成本低，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对于重新配置要素资源、提高生产效率仍有巨大潜力。这将有助于缓解要素成本上升给传统产业发展带来的冲击。
另一方面，东部地区的一些本土企业积累了相当规模的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源，将重点发展研发设计、核心部件生产、营销、品牌经营等高端环节，从而占领价值链的制高点，成为国内价值链的链主企业。
在此基础上，通过产业内迁和产业链的延伸，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就可以构建起以产品内分工为主要形式的国内价值链。
2.技术创新能力有所增强，在部分产业领域取得突破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指引下，我国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技术创新环境得到改善，技术创新意识和技术创新能力得到增强。近年来，我国政府实施了“973”计划、“863”计划、科技攻关计划、知识创新工程等一系列科技计划和政策措施，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展自主研发活动，设立研究开发中心，企业研发水平加速提升。
目前，我国在新一代移动通讯、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基础芯片、无线宽带、高速铁路、高温气冷堆、电动汽车等许多技术和产业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技术积累，有些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接近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
按照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我国技术发展已经处于世界中等水平，平均技术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居于前列。以通信技术为例，2000年大唐集团代表中国提出的TD-SCDMA技术方案被采纳为国际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一举打破了由欧美厂商主导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的垄断格局。由此国内企业掌握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TD-SCDMA，以及TD标准、系统设备、仪表、芯片、终端等核心技术，成为占中国3G市场1/3份额的技术标准。
随着技术研发能力的增强，我国在工程机械、重矿机械、铁路设备、新能源设备、高端数控机床、石油化工机械、机械基础件等领域的进口替代进程将进一步加快，产业链的自主性和完整性也将进一步提高。
3.新兴市场兴起带来重要机遇，有利于外贸格局调整和产业升级
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贸交流不断扩大和深化，成为我国实现市场多元化战略、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要举措。近十年来，以金砖国家和新钻10国（除韩国外的新钻11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约2个百分点，201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0%左右，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与此对应，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合作也在日益加强，来自新兴市场的外贸订单成为支撑企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2001-2011年，我国对14个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提高到13%，提高12个百分点；进口额的比重从2%提高到13%，提高11个百分点。
新兴发展中国家成为我国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自主知识产权产品获得市场成长空间、实现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平台。我国外贸市场格局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调整，将带来比较优势格局的相应转换，给新兴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带来成长空间。
传统外贸格局中，我国对外出口定位于欧美发达国家，优势领域局限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及加工组装环节，即使是一些优势逐渐提升的产业，相对欧美国家来说也是劣势部门，不具有参与分工的条件与可能。但是，对于新兴发展中国家来说则不同，由于我国在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边际优势产业跃升为比较优势产业，从而获得有利的市场空间与机遇。而且，我国技术水平较高的产品相对发达国家产品性价比较高，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
2010-2011年，在最不发达国家从中国进口的所有产品中，用于扩大生产能力和扩建基础设施的重要工具设备和原材料占了将近一半。以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为例，近年来公司连续在拉美、东南亚等市场取得重大进展。
其中，2009年和2012年先后与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政府签订30列和60列城轨电动车组出口项目，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大型轨道交通设备首次成功打入南美高端市场，成为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机电产品走向世界的经典范例。
4.对外投资获得有利契机，将加快突破产业升级瓶颈、占领海外市场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对外投资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了有利于我国扩大境外投资的有利契机。
从国外环境来看，发达国家的一些企业出现资产负债表恶化、流动性不足、经营困难等情况，甚至面临破产倒闭的风险，迫切需要通过外来投资注入流动性以渡过难关。发展中国家企业则趁机崛起为重要的投资者，变得越来越重要。
根据《2011-2013年世界投资前景报告》，2010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额高达3880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份额从2007年的16%上升到2010年的29%。
从内部环境来看，我国已经进入跨国直接投资的第三阶段，即对外投资大幅上升，增长速度可能超过外资流入的增长速度，资金要素从单向流入为主向双向流动并重的格局转变。我国作为投资母国的地位将快速上升，企业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将显著增强。
目前，我国的一些优势企业正在通过收购品牌、技术和营销网络等战略性资产提高其竞争力。例如，2005年联想公司以12.5亿美元完成对IBM笔记本业务的收购，2010年浙江吉利集团完成对瑞典轿车公司沃尔沃的收购，2011年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最大的混凝土泵车制造商普茨迈斯特等。
此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转向外向型发展战略，利用外资是其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之一。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我国企业可以将价值链延伸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并且有望保持对价值链核心环节的主导权，从而增强对全球资源的整合和利用能力，提高我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分工地位。
5.新一轮科技革命已在酝酿之中，我国产业有望在一些领域实现追赶
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如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推动并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
当前，无论是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强烈需求，还是科学技术内部所积蓄的能量，都正在催生着一场以新能源技术和生命科学技术等重大突破为标志的第四次技术革命。
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促使世界各国开始思考并探寻具有持续性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明确未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并探求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技术突破。在技术创新力量的推动下，产业升级的步伐将在世界范围内加快，从而引发新一轮产业变革和结构调整。
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兴起以及我国建立自主创新型国家的努力，将为我国在一些新兴领域赶超发达国家、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带来难得的机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30多年的经济增长点始终滞后于发达国家，处在“跟进”状态。但是，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即将来临时，我国产业有望在一些领域实现与世界的“同步奔跑”。
目前，全球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3D打印等新一轮技术创新孕育着重大突破，而我国在3D打印技术、智能制造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展，这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我国有望摆脱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低端锁定位置，凭借在新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在产业链高端环节实现跃升，构建起以自主技术、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