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负重前行的中国金融界假如不能因应全球金融竞争生态业已发生的微妙但极具战略意义的变化，不仅将使中国在未完成传统意义上的金融改革的情况下，即被迫加入到新形态的全球金融竞争环境中，更有可能由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而拖累经济转型步伐。因此，在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资本跨境流动同时，金融改革当以培育银行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为突破口，以培养和造就战略性金融人才为杠杆，着力提升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配置水平。

  历时20年的中国金融改革，2013年终于到了打开全面升级时间窗口的关键时点。

  回望从1993年国务院做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拿出的关于金融改革的一系列清单，既反映出中国金融改革在过去20年中一步步推进所取得的显著进步以及中国整体金融竞争水准的提升，也凸显中国金融改革面临的诸多约束瓶颈，以及在经济发展到了新阶段后锻造金融竞争力的迫切性。

  因此，从时间序列来看，经过了35年急速赶超式样的经济大发展，我国已初步实现了制造业大国与贸易大国的目标，若要在此基础上提升在全球产业与资本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分工获益程度，就不能不借鉴先行工业化国家金融发展的一般路径，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产业与资本强国的目标。

  只是真实世界一般很难兑现静态的假定。环视全球，如今呈现在我国金融界面前的，是一张日渐诡异与残酷的金融竞争地图：过去5年来，作为全球首席金融强国的美国，在经历了由次贷危机酿成国际金融危机狂风骤雨后，已初步恢复了金融活力与金融主导力。不仅如此，对全球经济竞争与金融生态变迁洞若观火的美国，还通过力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正在全力整合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力量，以求重新构建以美国国家利益偏好为导向的全球贸易与投资新规则，最终目标是形成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躯干，以TPP和TTIP为两侧联动的“一体两翼”的两洋战略，以此打造新的“贸易高边疆”，并以贸易为依托，支撑新形态的“金融高边疆”构建。

  事实上，在美国主导下，今年10月31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日本央行、瑞士央行和加拿大央行之间实现了货币互换不再设定期限与限额，既可随意互换，又无币种差别。换句话说，按照此协议，全球六大央行均可用六种货币，向本辖区内的机构发放六种货币的贷款，进而构建了某种意义上的超级货币联盟。显然，上述两大“高边疆”的构建，其战略考量，早已不是以促进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与金融要素自由流动为出发点，而是在整固美、欧、日贸易与金融力的同时，排挤与削弱近年来积极扩充行为边界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金融力量，迫使中国等能挑战美、欧、日霸权的新兴经济体“二次入世”，进而重新切割全球金融版图，牢牢占据全球顶层分工中最核心的价值链。

  面对这样严峻的国际环境，负重前行的中国金融界假如不能因应全球金融竞争生态业已发生的微妙但极具战略意义的变化，不仅将使我国在未完成传统意义上的金融改革的情况下，即被迫加入到新形态的全球金融竞争环境中，更有可能由于国内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而拖累经济转型的步伐。

  上月落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金融改革与转型提出了明确任务，预计随着后续相关改革细则的出台与渐次落实，中国金融有望迈出对内开放、对外改革的实质性步伐。问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金融改革清单，其任何一项可以说都是说易行难的系统性工程，难度系数极高。例如，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已喊了多少年了，至今仍然还有太多的瓶颈需要克服，有种预计，仅仅是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就可能需要5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至于极为重要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央行尽管有了非常明确的三步走方针：近期目标是建立健全自主定价机制，取消贷款利率下限；近中期目标是形成较为完善的市场利率体系，健全中央银行利率调控能力；中期目标是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使央行形成通过政策利率来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而且周小川行长早已承认：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基本具备，但一般估计这项改革会遭到国有控股银行或明或暗的抵制。谁都知道，在既有的利益格局下，利率市场化之争，实质就是国有银行享有的制度红利存废以及延续之争。在金融创新方面尚处于求学阶段的中国银行业，其赖以盈利的“金饭碗”靠的就是固定存贷差。也正是有了这个盈利王牌，才使得主要国有大银行对加息根本不在乎。因为信贷需求的任何下降，都可以被更高的利差所抵消。最近十年，净利息收入在我国银行业的利润构成中一直占60%以上。2012年，中国农业银行实现净利息收入3418.79亿元，占营业收入的80.4%。其他股份制银行净息差收入占总营收比例则超过90%。可想而知，国有大银行怎么舍得去打破这个“金饭碗”？

  而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便是必由之路。尽管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层级，甚至可以降低外储风险，但究竟该如何打磨这把双刃剑，显然需要超级智慧，尤其需要配套支撑体系的构建。

  另一方面，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必须格外小心资产泡沫膨胀之后引致的系统性经济风险。如若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局部风险的扩散和累积将有可能演变成系统的经济与金融风险，而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问题已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如若不能找到有效的对策，很有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定时炸弹。

  形势逼人，在全球金融面临大洗牌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已别无选择，迫切需要总结以往金融发展的经验，镜鉴美欧金融业教训，前瞻性地分析全球金融竞争的未来生态，以尽早成为能全方位参与金融分工的种子选手。为此，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中国金融改革，在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资本跨境流动同时，当以培育银行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为突破口，以培养和造就战略性金融人才为杠杆，以提升全球范围内的资本配置水平为目标。通过金融业国际化和全球市场联动将行为触角伸到美欧发达经济体，一方面是要成为维护我国金融主权的力量工具，另一方面是经由市场化操作或隐形操作形成组合影响力，即中国版的“金融资本力”。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