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需求、内部刺激，都只能带来短暂的增长快感，而不能引致长期可持续的增长。经济规模越大、开放程度越高的经济体，内生动力的重要性就越大。美国经济的强大并不是因为政策调控给经济增长提供了多少助力，而是经济借助危机实现了发展模式转型。美国从来不是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但在具有可比性的发达国家中，美国经济一直具有领先性，未来这种领先优势还将进一步扩大，而美国政策的霸权影响还将以另一种形式增强。

  门槛门槛，迈不过去才是槛，迈过去就变成了门。2008年以来，美国经济一波三折、先抑后扬的表现充分表明，次贷危机不仅没有给美国经济二战结束后的黄金时代划上终止符，反而打开了一扇机遇之门。穿过这扇门，美国经济正带着过去繁荣的积累和危机涅槃的收获走向一片强势复苏的新天地。确切地说，美国经济自2012年初就显露出周期性领跑的强势，但直到最近，后知后觉的市场才从全球经济多元化的一帘幽梦中惊醒过来，赫然发现美国经济展现出令人熟悉的强大姿态。

  当前，美国经济再崛起已成共识，真正值得思考的是，美国经济的未来会怎样强大，又何以强大？笔者以为，答案在于：增长不求人，模式渐平衡，霸权今犹在，底蕴明更深。美国经济的强大并不是因为政策调控给经济增长提供了多少助力，而是经济借助危机实现了发展模式转型。

  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依靠的，只有自己。外贸需求、内部刺激，都只能带来短暂的增长快感，而不能引致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对于经济规模越大、开放程度越高的经济体，内生动力的重要性就越大。美国从来不是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但在具有可比性的发达国家中，美国经济一直具有领先性，未来这种领先优势还将进一步扩大。利用IMF的预测数据估算，2013年至2018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速依旧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25个百分点，但较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0.66个百分点，领先幅度较1980年至2012年间大幅提升了0.53个百分点。据笔者测算，2011年至2012年，美国经济内生增长力度就已明显恢复，剔除库存、贸易和政府支出影响后的美国经济内生增长力度分别为2.55%和2.37%，2013年三季度则为2.25%，不仅较危机期间2008年、2009年的-1.54%和-4.17%明显改善，甚至已高于新世纪以来1.6%的平均水平，并接近1930年至2012年2.5%的历史平均水平。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经济发展的模式失衡一直为市场所诟病，由此，发展模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不仅变成美国在危机期间面临的重要挑战，也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题。从危机演化5年多的历程和结果来看，大部分经济体、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并未能有效实现发展方式转变，而美国的模式转型却已取得了明显成效。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储蓄—投资失衡得以缓解。根据IMF的数据，2012年，美国储蓄相对于投资的缺口占GDP的比重为3.03%，大幅低于危机爆发前2007年5.02%的阶段性高点，并低于新世纪以来平均的3.97%，接近1980年至2012年2.99%的历史平均水平，2013年至2018年该指标预测均值也仅为3.2%。其二，贸易失衡得以缓解。据IMF数据，2012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重为3.03%，较危机前2007年的5.06%大幅改善，2013年至2018年该指标预测均值为3.2%，也低于新世纪以来4.3%的均值。其三，财政失衡得以缓解。2012年，美国财政赤字的GDP占比为8.49%，较危机高峰期的2009年下降了4.85个百分点，在美国财政巩固硬约束不断显现的影响下，2013-2018年美国赤字率有望渐次降至4%左右。其四，能源供需失衡得以缓解。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1年，美国人均能源消耗量为7069千克油当量，较世纪初的阶段性高点下降了12.26%，美国能源消耗和供给之间的缺口为2.77亿吨油当量，较2005年的阶段性高点下降了40.32%，随着以页岩气革命为代表的新能源战略的践行，美国能源供需失衡有望进一步改善。

  次贷危机以来，霸权稳定论受到极大质疑，越来越多的市场人士认为，多元化不仅是全球经济发展趋势，也是一种稳定的组织形式。但事实却是，多元化共识刚刚形成，美国经济就呈现出再崛起的强势，多元化大势尚未稳定下来就被霸权恢复所动摇。纵观五年来的危机演化，美国经济、金融霸权并未受到根本打击，甚至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加强，反而将美元最强劲的对手——欧元置于困境，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依旧稳固。根据BIS的数据，2008年，国际债务工具发行中以美元标价的比例从2007年的42.5%降至28.4%，但2009和2010年该比例迅速反弹至49.8%和74.4%，甚至超过了危机前，而2010年欧元标价的比例则从2004年最高的58.3%大幅跌至19.6%。此外，美元在贸易结算和外汇交易也始终扮演着类似的核心地位。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性影响悄然加大，危机期间美联储连续三轮QE政策操作，在为本国经济复苏创造了良好货币环境的同时，也加大了其他经济体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并最终导致包括欧洲央行在内的大部分其他央行都在危机期间出现了先松后紧再松的政策反复，加大了这些经济体经济复苏的曲折性和波动性。而2013年以来美国QE政策的退出又带来了国际资本回流美国的虹吸效应，美国政策的霸权影响又以另一种形式加大。最后，借由经济强势复苏带来的底气，一系列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路径选择和区域性经贸协议的签订很大程度上依旧按美国熟悉并偏好的模式和方向在悄然推进。

  短期的经济强大需要把握机遇，长期的经济强大则需要培育底蕴。经济发展的底蕴就在于全要素生产率，决定经济大周期的，不是房地产行业、库存或宏观政策，而是科技进步和微观崛起。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2013至2023年，美国潜在劳动力生产率有望实现年均1.67%的增长，增幅不仅高于危机期间的0.95%，还高于1980年至2012年间的1.5%；美国非农商业部门潜在全要素生产率则有望实现年均1.25%的增长，增幅高于危机期间的1.24%和历史平均的1.11%。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加速提升的动力来源包括：再工业化的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实力蓄势提升，信息行业高速发展。

  未来，美国经济尽管面临着长期失业率高企、高科技出口比例下降、劳动力市场僵化等一系列风险因素的挑战，短期内甚至还面临着经济增长强弱的压力测试，但凭借底蕴、积累和创新，依旧有望在全球新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实现可持续的强势增长。

  （作者系北京青年经济学者，公共微信号：shihuashi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