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2012年以来,随着国内外环境的改变,经济增长动力和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资本积累速度的下降和创新不足将从供给面角度对经济增长形成硬约束,需求面的变化对经济增长形成软约束。由于供给和需求面的双重约束,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都会下一个台阶,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期,经济增长进入换挡期。
■近年来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呈下降态势,尤其是2011年以来我国潜在增长率明显下降,2012年我国潜在增长率为7.91%,建议将2014-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7%-7.5%左右,“十三五”期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有望维持在7.2%左右,建议“十三五”时期将GDP增长目标设定为6.5%-7%左右。
□张前荣
要素投入指标的选择
潜在GDP也称潜在产出,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可供利用的经济资源在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也就是该国在充分就业状态下所能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这里的GDP就反映了在该时期内的最大产出能力。在实践中,由于机器、设备、劳动、土地等全部生产要素是否已经被充分利用,实际上难以测算,相对来说,计算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力被利用的状况倒比较容易。因此,潜在GDP也被定义为充分就业条件下所实现的产出,研究中一般用生产函数进行测算。
实际上,当劳动资源被充分利用即实现充分就业以后,也标志着其他生产要素也已被充分利用,而如果在经济中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失业,也一定意味着其他生产要素存在着大量的闲置,所以,经济学中的充分就业一词在很多场合都是生产要素或资源被充分利用的代名词。如果实际GDP大于潜在GDP,则经济高涨,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实际GDP小于潜在GDP,则经济衰退,有失业的压力。利用生产函数测算潜在经济增长率需要确定资本、劳动和产出指标。通常选择资本存量、劳动者人数作为投入指标,选择GDP作为产出指标。
1.资本投入数据
产出的数量取决于资本存量,而当期资本存量又取决于上期的资本存量和当期的资本流量。因此,研究资本投入,既要分析流量,也要分析存量。下面我们将确定资本投入的流量指标和存量指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两个时间序列数据都是资本投入的流量指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从货币投入角度反映各年度全社会的投资需求,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从最终使用角度反映各年度全社会的投资需求,显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更能准确反映资本投入的实际效果。
“永续盘存法”是国内外广泛运用的资本存量估算方法。运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资本存量的优点在于能够充分利用较为全面、详细和可靠的投资统计资料,而且可以任意选用某一存量资料较为齐全的年份作为基期往前或往后逐期递推。各年的资本存量数据可由基期全社会资本存量加上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再减去折旧,逐年汇总得到。
根据“永续盘存法”的思想来估算资本存量,使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作为各年度应用于经济活动的资本存量的增加额。以1978年为基期,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1978年的资本存量为8663.6亿元。各年度资本存量应该等于上一年度的资本存量加上本年度的资本增量,但是这里还存在资本折旧问题。资本折旧率的确定是非常困难的,一般使用5%作为资本折旧率。
2.劳动力投入数据
劳动力投入指标不仅取决于劳动力投入的数量,而且还与劳动力投入效率及质量等因素有关,因此劳动投入应该是指生产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来衡量。
在国外相关的研究中大多以劳动者报酬表示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在市场经济国家,劳动质量,时间和强度一般是与收入水平相一致的,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劳动者报酬能够比较合理地反映劳动投入量的变化。但是中国收入分配体制不尽合理,市场调节机制不够完善,而且我国目前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因此,本文采用国内学者的一般做法将全社会劳动者人数作为历年劳动投入量指标,这显然只考虑了劳动力投入的数量,而忽视了劳动力投入的效率及质量,这样处理的结果是将劳动力投入的效率及质量提高等因素归入全要素生产率(TFP)中。
3.产出数据
衡量国民经济整体产出可以有两项指标,一是按可比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二是按可比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本报告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产出的基本指标,并按1978年不变价进行换算。
GDP潜在增长率及各要素对经济的拉动
1.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呈下降态势,但当前的经济增速略低于潜在增速
利用生产函数法测算潜在增长率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利用历史数据估算出总量生产函数,利用消除趋势法法估算潜在就业人数,将潜在就业人数和全要素生产率代入总量生产函数便可得到潜在产出增长率。
据表1可知,利用生产函数和HP滤波计算的GDP潜在增长率近年来均有所下降。利用生产函数法计算的GDP潜在增长率在2011年之后明显回落,2012年GDP潜在增长率为7.61%,与7.7%的GDP实际增长率比较接近,也基本符合预期。利用HP滤波法测算的2012年GDP潜在增长率为9.33%,明显高于生产函数测算的GDP潜在增长率,也高于GDP实际增长率。
当前的经济增速已经接近但略低于潜在增长率。经生产函数测算,2012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为7.91%,HP滤波法测算的经济潜在增长率为9.93%,而2012年我国经济实际7.7%,略低于生产函数测算的潜在增长率,明显低于HP滤波测算的潜在增长率。
由于生产函数法由于更全面考虑了生产要素利用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从而充分体现了潜在产出的供给面特征,因此我们认为当前经济增速略低于潜在增长水平。这与国际机构对中国潜在增长率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汇丰银行认为我国当前经济潜在增长率为8%左右,IMF在今年4月发布的亚太区域经济展望中用三种方法估算得出潜在增长率在8-9%的区间,OECD预计中国2012-2017年潜在增长率为8.9%左右。
从产出与物价、就业的关系也基本可以看出当前的经济增速略低于潜在增长率。产出水平与稳定的物价相适应的。2013年居民消费价格CPI上涨2.6%左右,比2011年的高点低2.8个百分点。工业生产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自2012年3月以来持续下降,即同比涨幅为负,预计2014年同比涨幅依然为负;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涨幅几乎为0。
虽然PPI同比持续下降一方面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需求相对不足而产能过剩的压力。而需求不足来自全球弱复苏下外需的疲态,同时内需增长也明显放缓,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从25%-30%左右的高位回落至20%左右。然而生产能力在2009-2011长足扩张,后续在建和计划新建产能又加剧了产能过剩,从而给生产价格指数带来持续的下行压力。
从就业指标也能反映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速略低于潜在经济增速。2013年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1066万人,预计2013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将超过1200万,明显高于900万的目标,预计2014年城镇新增就业将超过1000万,也高于900万。2013年前三季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同比增长10.8%,增速比2012年同期回落1.2个百分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 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增长3.9%。2012年末,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2290元,比上年提高241元,增长11.8%,但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18元,增幅比2011年回落9.4个百分点。因此,物价、就业的运行态势也基本可以得出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速略低于潜在增速。
2.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稳步提高
利用前面估计的生产函数对改革开放以来资本积累、劳动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要素投入对GDP的拉动,测算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资本投入对GDP的拉动总体呈现上升趋势。1979-2012年资本投入平均拉动经济增长6.07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为61.6%。实物资本积累特别是基建投资仍然有很大空间,这将继续提升增长潜力。衡量投资效率的最直接指标是资本回报率。一般而言,随着投资的增加,边际回报递减。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尽管从危机之前约23%降至目前15%左右,但仍然远高于许多经济体不足10%的水平。
中国未来投资既有高储蓄作为资金来源,又有城镇化带动的投资需求。当前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为45.7%,是高储蓄与经济快速增长的必然结果。一定程度上,中国的高投资率反映了高储蓄率。然而储蓄率仍然高出投资率接近4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的储蓄并没有有效利用,反而流到海外市场支持了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预计未来储蓄率保持高位,为投资提供资金来源,而资本市场的发展将使资金配置更有效率。同时,城镇化进程中的基建投资的潜力巨大,特别在中西部地区。
3.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下降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的绝对数量已经在2012年出现了345万人的下降, 同时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1.94亿人,占总人口的14.3%,比上年末提高近0.6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在今后仍会加速,根据联合国的预测,60岁以上老年人到2030年将会达到3.79亿,约占人口的26%。
但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或者小幅下降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不比过于担忧。虽然我国劳动力数量占比在下降,但人力资本素质稳步提高,可以抵消一部分劳动力数量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据统计我国财政在教育中的支出占GDP的比重由2003年的2.2%提高到2012年的4.1%,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又2000年的556万提高到2012年的2391.3万。
从表2可以看出,经模型测算1979-2012年劳动投入对GDP的拉动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1979-2012年劳动投入平均拉动经济增长0.93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为9.4%,尤其是近年来劳动力数量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因此,尽管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在短期内难以逆转,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资本投入的增长可以抵消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4.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波动较大
从表2可以看出,1979-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拉动经济增长2.86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为29%,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与1979-2009年间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比较吻合:在经济繁荣阶段,全要素生产率都达到阶段性高点;在经济不景气阶段,全要素生产率都处于阶段性低点。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与宏观经济波动密切相关,全要素生产率波动确实对经济周期波动产生了冲击,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和1990年由于各种原因经济增长率下滑,技术进步率为负。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大规模投资,挤压技术进步,2011至2012年,技术进步率为负,过多的资本投入导致产能过剩,阻碍了技术进步。当前的宏观政策仍需压缩相关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加快推进改革和城镇化建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5.分时期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分析
根据各年度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经济增长率,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分时期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结果见表3。
从分时期看,资本投入对GDP的拉动逐年增加,“七五”时期略有减少,但 “八五”之后快速恢复,表明在我国经济增长中,资本积累效应逐步显现。 “六五”期间,资本拉动GDP增长5.2个百分点,“七五”期间,资本拉动GDP增长4.7个百分点,“八五”期间,资本拉动GDP增长5.3个百分点,“九五”期间,资本拉动GDP增长5.9个百分点,“十五”期间,资本拉动GDP增长6.5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资本拉动GDP增长7.8个百分点。“十二五”前两年,由于投资快速增长,资本对GDP的拉动明显增加,资本劳动GDP增长9.4个百分点。资本投入对GDP的贡献率波动较为明显,是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来源。
劳动投入对GDP的拉动逐步减小。“六五”期间拉动GDP增长1.7个百分点,“七五” 期间劳动对GDP的拉动大幅增加,拉动GDP增长2.4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这段时期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GDP的拉动减小,使得劳动对GDP的拉动相对增加。“八五”期间劳动对GDP的拉动比“七五”期间明显下降,拉动GDP增长0.7个百分点, “九五”至“十二五”前两年,劳动对GDP的拉动稳步下降,分别拉动GDP增长0.5、0.5、0.1和-0.2个百分点。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十二五”前两年由于投资的挤压,劳动对GDP的拉动明显下降。
全要素生产率对GDP的拉动波动幅度较大,与经济的繁荣与萧条密切联系。“六五”期间,全要素生产率拉动GDP增长3.9个百分点,“七五”期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对GDP的拉动大幅下滑,仅拉动GDP增长0.8个百分点,“八五”期间,由于大量更新设备,引进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全要素生产率对GDP的拉动大幅增加,拉动GDP增长达到6.3个百分点,创下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高位, “九五”至“十一五”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GDP的拉动逐步回归常态,稳步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分别拉动GDP增长2.2、2.8和3.4个百分点,“十二五”前两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由于投资增长过快,资本积累挤压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十二五”前两年全要素生产率对GDP的拉动为-0.7个百分点。
6.未来五年我国潜在增长率将维持在7.2%左右
尽管我国的劳动力数量变化趋势短期内难以扭转,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放宽单独二胎政策,加上我国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每年大学毕业生超过700万,因此,劳动力数量减少和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以通过劳动力素质的提高逐步化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会太大。
资本积累对GDP增长贡献率较高,未来5-10年我国的储蓄率依然处于高位,有利于投资和资本积累。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有利于产业升级,对设备和技术的投入将持续增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各方面工作将有利于释放民营经济潜力,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加快劳动力由低生产率行业向高生产率行业的转移。
根据当前的资本积累速度和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趋势,结合模型测算,我们认为2014-2015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为7.7%左右,“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为7.2%左右。
加快改革调整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需要释放增长潜力,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建立与中高速增长阶段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关键是要切实加快相关领域的改革。
1.推动基础领域的改革,确定与经济增长转换阶段向适应的经济增长目标
放松准入与管制,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推动 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推动铁路、石油天然气、电力等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除了进一步理顺价格关系,更重要的是切实放宽准入,引入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外部投资者。
建议将2014年GDP增长目标定位7.5%,2015年GDP增速目标定位7%。“十三五”期间将GDP增长目标定为6.5%-7%左右。这有利于各年经济增长之间的衔接,也有利于稳定企业生产预期,为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创造较好的环境,切实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经济增长目标略低于潜在增长率水平,有利于控制物价,稳定通货膨胀水平,同时也有利保障新增就业目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微调预调,与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相适应。
2.加速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他们在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之前,中产阶级群体已占人口的70%以上,而当前我国中产阶级占人口比重明显偏低。建设极富和极贫者极少、中等收入者占绝对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
要运用法律、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等手段优化资源分配结构和收入分配机制,努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转移支付,强化政府调节职能,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最低收入标准,特别是要增加农民最低收入保障机制;规范国有垄断企业利润上缴机制和企业内部收入分配标准,建立健全各行业收入分配透明化和社会公示机制。
3.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优化资金配置效率
加快推进债券市场发展、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资本项下开放。健全法律与监管系统,推进预算法的修改,进而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解决城市化发展中的资金问题,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培育成熟的机构投资者作为债券市场的主体,引进有经验的国际机构投资者,通过合资合作和竞争,加速行业内人才的流动。
出台与存款保险相关的法律体系,完善与存款保险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尽快出台《存款保险条例》,确保存款保险机构具备足够的权威性和相对独立性,设立由政府、银行共同出资的存款保险基金和强制性的限额存款保险体制,实施风险差别费率定价机制,建立由政府管理且具有监管职能的存款保险机构。
4.建立创新驱动体制机制,带动产业结构升级
在产业结构上要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上升到以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对外贸易要从加工贸易转向一般贸易。坚持实体经济优先、制造业导向的原则,推动企业向创新驱动转型,尤其应鼓励、支持通过竞争处在行业领先位置的创新型大企业的发展,使其在产业创新和升级中起到龙头带动作用。
在有选择地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把更大气力下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上,逐步形成一批有长期稳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继续为中、小、微企业发展创造宽松环境,在财税、金融、技术转移、市场准入、就业创业。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资力度,努力缩小我国教育投资与国际水平的差距,教育投资要重点关注农村的基础教育和国家的基础科研工作,为突破约束经济发展的瓶颈和关键技术提供资金支持。
国家要调整当前高等教育发展过快,中等教育发展偏慢的现状,适当压缩高等教育规模,加大中等教育的投入,对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减免学费,扩大中等教育的招生规模,更多的培育符合我国国情的高级技工,缓解企业对高级技工需求快速增长的状况。
5.加快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一是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支持全面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深化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
二是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扩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加大城乡医疗救助支持力度,建立健全社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三是保障优先发展教育。确保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继续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落实和完善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完善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