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全面完善我国银行业信息披露制度，除了应注重与巴塞尔协议、国际会计准则等通行准则逐步接轨之外，还应结合我国金融发展趋势和国情实际，针对重点领域制定专门性的信息披露规范，更多关注整个银行业的信息披露质量。
⊙新 平
中国证监会最近公布了再次修订后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上次修订是在2008年9月），特别增加了对信托、财富管理等创新业务的信息披露要求，以便进一步提升上市银行的信息披露质量。
大家知道，所谓信息披露，是指上市银行按照法律法规将其自身财务变化、经营状况等信息资料向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或公告，以便投资者充分了解相关情况，保障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益。笔者以为，就目前的情形而言，为了全面完善我国银行业信息披露制度，除了应注重与巴塞尔协议、国际会计准则等通行准则逐步接轨靠拢之外，还应结合我国金融发展趋势和国情实际，针对重点领域制定专门性的信息披露规范。换句话说，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多关注整个银行业，而不只是上市银行的信息披露质量。
迄今，我国上市银行仅仅只有16家，尽管这些银行都是我国银行业的翘楚，然而与整个银行业几千家机构数目相比，毕竟只是沧海一粟。另一方面，最近几年，我国银行理财产品规模迅猛增长，2013年末理财产品余额超过10万亿元已成定局。但是，对理财产品信息披露的规范还远远不够充分，以致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现象时有发生。不错，对于银行理财产品，现在已经出台了一些制度规范，主要包括《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和《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等。尽管如此，专门性的理财产品信息披露制度规范依然缺位，而且这些现有制度规范由于出台时间久远，在不少地方也已无法适应迅猛发展的理财产品的实际要求。
归纳起来，当前我国银行理财产品信息披露主要存在三大问题：
首先是故意回避要害。或许我们遇到这样的合同，即理财产品“投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某领域”，使消费者即使能从其他渠道侥幸获悉理财产品的投资范围，也无法精确推测资金组合等数据。另外，银行理财产品并未对最糟投资结果以及发生概率给出详细说明，以最高收益率“忽悠”客户的现象屡见不鲜，消费者在购买理财产品时仍然处于“盲人摸象”状态。
其次是内容以偏概全。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理财产品的销售合同，却很少看到商业银行对理财产品后续运行情况和到期收益的披露。根据有关报道，尽管在2013年披露到期收益率的产品中，已有99.6%实现了最高收益率，但仍有大约40%的理财产品未披露到期收益，这就很容易导致消费者产生理财产品没有风险的错觉，从而不顾风险、盲目投资，并最终引发消费纠纷。另外是披露时间滞后。很多银行针对理财产品的信息披露不但不及时，而且信息发布频率较低。例如，针对投资类产品的净值往往15天甚至1个月才发布一次，致使消费者丧失大量投资机会。
信任，是构成长期稳定交易的基础。信息披露不规范，将直接导致银行受消费者信赖程度的降低和市场竞争能力的弱化。即使侥幸因为信息不对称而把“有毒”产品卖给消费者，图了一时痛快，过后反而可能遭遇法律诉讼或负面舆情，徒增银行声誉风险，所谓“欲速而不达”。
由此，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信息披露对银行业如此重要，为什么仍有不少机构对于产品和服务的信息“犹抱琵琶半遮面”呢？
细究原因，银行在打担心竞争对手“抄袭”的小算盘应该列为第一条。显而易见，一旦投资方向和比例等关键信息为竞争对手掌握，一款理财产品即使在短期之内还对消费者有吸引力，长期就很难立足了。与此同时，对关键信息遮遮掩掩，也便于简便地操控理财产品。我们看到，个别理财产品表面上回报率很高，实际却是让消费者承担更多风险，鲜有收益可言。另外，一些销售人员本身对理财产品的了解也不充分。理财产品与金融创新密切相连，远比传统的存、贷、汇业务来得复杂，如果对金融知识缺乏系统、深入了解，加之后续培训没有跟上，面对消费者一再“刨根问底”，销售人员恐怕也只能“爱莫能助”了。显而易见，强化银行理财产品信息披露、加强影子银行风险监管已经迫在眉睫。当然，这里面还有个讲究方式方法的问题。
比如，要明确什么才是合格、适度的信息披露。对于理财产品来说，信息披露的一般标准应当包括真实性、充分性、简易性和及时性等等。其中，真实性是信息披露的核心，是投资者进行投资判断的基础。为此，需要银行客观陈述理财产品盈利的前提条件，特别是那些嵌入衍生结构、挂钩标的物等的理财产品。充分性，意味着信息披露应当贯穿产品和服务的售前、售中、售后三个环节，即不但需要银行加强对理财产品合同的说明，而且也要对其整个存续期运行情况以及到期收益作全程说明。此外，简易性，要求银行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避免消费者面对格式合同如同陷入“云里雾里”。及时性，要求银行应争取在规定的时限内尽快向消费者告知该披露的信息。
又比如，加强对行为失范的惩戒。尽管银行针对新出台的监管法规总是非常重视，但是时间一长，就保不定过去的问题又会重犯，有的甚至还会变本加厉。因此，建议监管部门应当重点整治“累犯”，以儆效尤，全力避免“政策是有，实际无用”的现象，全面提升监管有效性。
再比如，重视发挥社会中介的作用。须知，政府的作用不是万能的，还应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的“鲶鱼效应”，在对每家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能力、风险控制等作出公平公正的评价的同时，进一步激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各类理财产品的信息披露力度，既帮助消费者去伪存真，防止欺诈行为，也推动商业银行诚信经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独立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