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联席投资总监

  穆罕默德·埃尔利安

  很早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在利用现有的分析资源，以推动经济的分析及其应用。他们最早推动了内部和外部的学者的联合研究，以更好地理解1980年代和1990年经济增速持续下跌的原因，以及美国自然失业率持续攀升和中国的崛起对全球经济舞台的含义等重要课题。

  而现在，显然是新的需要更多深入研究、以及在必要时候承担风险、有所表现的时候。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摆在眼前有四个挑战。

  首先，如何更好地激励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提升就业、稳定各国的财务目标。其次，如何衡量经济体制的外部溢出问题，同时避免恶性效果外溢，尤其是，一些国家的政策专注于国内目标而使得他们更可能在外部性上考虑出现失误。其三，如何更好地理解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其长期后果。第四、各国经济如何与各国的政治更好的互动。

  在多个场合，我们都听过以下说法，即对于发达国家政府而言，复利增长的重要性在提升，但增速可能在下降。无论是多么小的增量，但在累计到每年的增长率上后，都可能会在10或20年内造成巨大差异。而这正是令所有经济体感到挫败的——经济增长缺乏。一切正如克鲁格曼所说的，全球经济增长仍然可能持续回落很多年，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后，这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

  低增长、高失业和贫困的持续周期是所有宏观经济研究者所担心的，无论是印度还是巴勒斯坦，或是埃及和南非，都显出了一点这样的迹象。或者说，目前的经济分析框架需要更多的是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复合作用。

  如果我们今天考虑经济增长动力的问题，答案的复杂性会远远高于十年前。目前的经济已经远远超出增长的周期性、结构性和社会体制的分析框架，而更必须考虑诸如，如何避免导致经济持续收缩的结构性衰退，如何分析相互依存关系的工作、失业和消费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如何真正发掘推动生产力效率提升的改革因素，当然还有难解复杂的国家债务问题。

  当量化宽松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共同实施的国内经济政策的时候，整个世界的政策工具箱的选择就有点捉襟见肘。而如何敦促国际社会为解决它前期过多的滥用政策，多边主义后可能激发的巨大经济增长潜力，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互相反馈，可能成为重新调整后全球经济的决定关键。

  即使在今天的高度两极化的世界里，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之间更具建设性的交流应该是被鼓励的。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和他们的多边同行之间的交流也应如此。而且这有相当的紧迫感——日益恶化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有可能正从政策制定者的手中转移着可能的政策选择，所以，抓紧决策和交流的时间格外重要。

  更细致的说，这个世界需要可能更好的决策模型，能通过更好地理解经济的资金面的详情，进而最小化特殊情况下风险的模型。一个能够在前端影响套利交易、风险评价的定位、能够控制信托融资和交叉投资的风险的模型。这也是很大程度上，不少央行正在寻求的目的，在名义零利率下，约束资本市场定价和基本面之间的这种显著分化，约束对经济的负面行为，等等。

  从经济和政策世界过渡到投资管理的未来时，我不得不再次回到我们以前定性为“非理性行为”、“市场错误”的一些状况。回头来看，那些行为的合理和可预见的程度令人惊讶。那些所谓的非理性行为，恰恰是市场处于某种特定环境下的自然选择。时间不一致、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定位不恰当都可能导致上述情况发生。

  最后，不管怎样，各国政策仍然必须做一些不受欢迎的理性选择，冒一些很难接受的政策风险，这是未来宏观决策必须面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