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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除万难
    去建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2014-01-28       来源:上海证券报      
      《读懂中国改革》
      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和路线图
      厉以宁 林毅夫 周其仁 等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年1月出版

      ——评《读懂中国改革: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和路线图》

      ⊙天 龙

      

      劈波斩浪的中国改革之船,正遭遇一系列的“瓶颈”,面对着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政府应当做什么,不做什么?如何做好未来改革的顶层设计?如何以更大的勇气破除坚冰,实现强大的中国梦?沉甸甸的责任,既摆在中央高层的案头,也考验学界精英的智慧。论文集《读懂中国改革: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和路线图》便集中体现了当下国内第一流经济学者的思考与研究。

      要解开当前的困局,先得厘清三十五年来的我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脉络。中共党史专家石仲泉认为,中国改革的两条主线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学家张维迎则把中国过去35年的改革历程概述为价格的自由化与企业的非国有化两个方面。与此伴生的,还有权力的垄断与寻租,这成了增量改革的畸形产物。

      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在维持原有主体经济,在国有经济以外推进的增量改革的战略。这能较好地保持经济在改革过程中的稳定增长,但也带来了双重体制并存、行政权力干预交易活动的寻租条件等问题。尤其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大,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所带来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问题变得愈来愈突出。另一方面,这也造成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外部经济的失衡。投资率畸高使得最终消费不足,劳动者生活提高缓慢,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出口导向政策长期未作调整,引发国际收支盈余的过度积累和大量收购外汇造成的货币超发,股票、房地产、收藏品等价格飙升和消费物价指数持续提高,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增大。

      由此可见,目前社会上的种种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权力不但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在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提供了普遍的寻租活动的基础。无疑,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或者说,在经历上世纪80年代末的物价闯关、90年代中后期市场化改革闯关之后,建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是实现第三次闯关的基本保证。第三次闯关的核心字眼是“转型”,核心内容还是利益调整引导资源流向、资源流向引导经济转型,主要任务是金融上去杠杆、经济上去产能、产业上调结构、促转型。这盘大棋已初露端倪,至少在经济金融领域的利益调整已经开始。

      为什么有效的市场很重要?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是一个国家在国内、国际市场形成竞争优势的前提。企业追求的是利润,只有在充分竞争、完善有效的市场体系之下形成的价格信号,才能使企业家按照当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技术、产业,从而使整个国家具有竞争优势。为什么有为的政府也同样重要?经济发展是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随着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安排也必须随之不断完善。这不是企业家能单独推动的,必须要由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另外政府还需补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过程中先行企业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一个发展成功的国家必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再加上一个有为的政府。

      如何建立有效市场,厉以宁认为需从四个方面入手。第一,进行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包括推进新型城镇化、土地确权、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户籍一元化等等。这可以带来最大的改革红利,切不可等闲视之。第二,进行市场化改革,使企业处于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市场机制健全、完善,是基础。宏观经济调控虽然必要、不可缺少,但不能主要靠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来治理经济。要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赋予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利和地位,使企业处于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彼此既有合作关系,也是竞争对手。第三,进行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提高国有资本的使用和配置效率。今后,改造国有企业体制的着重点,不在如何调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权限,而在于把它的权限规定为只管国有资本配置,而不再管国有企业运作。国有企业尽可能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其中又尽可能改制为上市公司,一律自主经营管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监事会行使各自的权力和承担各自的责任。第四,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放在初次分配上,避免“初次分配有收入差距,二次分配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的怪相。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从缩小收入差距与要素价格“两大核心”入手,认为必须迅速推动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相应放松各种行政管制的改革。具体地说,在农村,重点是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在城市,重点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国家经济制度层面,重点是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改革。通过还富于民,可以理顺市场经济运行机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梦”。可以预料,“四大重点”的改革,将牵动各级政府与国民、各个领域与各个阶层,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调整,情况相当复杂,也是最难解决的。因此,更需决策者尽早运筹帷幄、统筹安排。

      建立有为政府,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转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转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放眼世界,选择市场经济的国家占绝对多数,但真正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多,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法治环境和民主制度,陷于权力设租、寻租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淖中。所以,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有限政府。建立有限政府,关键是要让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也就是民主法治问题。政府要最大限度地缩小自身的经济人角色,扩大公共服务范围和力度。在考量政府绩效时,社会公共服务指标应成为硬约束。这要求政府少伸“掠夺之手”,多伸“援助之手”,采用“无为之手”。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云,“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读懂中国改革》提醒我们,新一轮改革,核心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公正为中心,正确配置权力,实现社会公正,关键取决于决策者的战略勇气与历史责任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