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 刀

  1954至1955年期间，一代文史大家钱穆先生曾于我国香港新亚书院先后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扼要讲述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并道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评价政策和朝代兴亡之关系。曾师从钱穆多年的叶龙，详尽笔录及整理了这两门课程的内容，对一些内容做出了补释，在我国香港《信报》经评版陆续刊出后，大受读者欢迎，最后结集出版，形成这本《中国经济史》。有人评价这本书是“从历史中看经济，从经济中看历史”，依我看，本书的魅力也正蕴含于这句话中。

  钱穆曾言，“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安放在乡村，并不安放在都市”。钱穆讲述的中国经济史，主要囊括历朝农业制度、货币制度两大方面，而以前者为主。或者说，回首中国浩瀚的历史，更像是一部农业制度不断变革演绎的历史，从井田、限田、王田、占田到均田，“食”曾被拔高到“天”的高度，成为当权者的最大困扰。农业成了历朝历代无法绕开的重要历史命题。唐代虽然推出了租庸调制，“改行两税制”，税赋制度取代了此前过于简单的田地制度，似乎淡化了农业这一主要社会问题，工商业似乎一度得到了较好发育，所以才有丝绸之路，但社会经济的根基依然是农业。

  事实上，直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始终未能摆脱农业大国的历史形象。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商业才真正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及至今日，虽然政府对农业问题依然高度重视，但经过长足发展的工商业早已成为社会经济体的绝对支柱，通过继续发展壮大工商业，以便更好反哺农业、农村、农民，成了决策中心的焦点。农业大国虽然没什么不好，但倘若没有现代工商业的健壮成长，经济必然限于市场经济分工低端和经济体量单薄的双重尴尬境地。

  不知为何，钱穆先生对明清经济的讨论显得过于简略。事实上明清两代500多年正是中国经济首度尝试与国际经济接轨，并最终摆脱数千年重农主义传统的关键时期。特别在晚清，既有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也有张之洞的湖北新政。奠定中国近代工业根基的张之洞，抱定“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思维，照猫画虎地致力于工业建设，寄望于通过复制西方工业发展模式，振兴经济。尽管督鄂17年，张之洞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制麻局……一批开创国内先河的企业。这些企业虽一度看似朝气蓬勃，气势宏伟，但终未挽救晚清覆亡的历史宿命。

  钱穆先生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预置了一种个人理念，即合理性。所以，钱穆对历朝经济改革所言甚多，对体制分析非常具体。单从改革者的那些理念上看，确似有不少可取之处，但一项制度的看似合理性，并不代表其最终付诸实践后的现实性，也就是说，好的制度只有得到有效落实才能达成初衷。特别是不少朝代慑于“祖制”的威权，对先祖立下的规矩未敢背负“忤逆”之名加以改革，导致原先顺应时势的制度，最终因未能与时俱进，反成制约社会发展的阻力，比如乾隆十四年(1749年)全国人口为17749万，而到了嘉庆十七年（1812年）人口已达36169万，63年时间人口增加18420万，虽然人口增加一倍，但田地住房制度并未能及时更新，于是僧多粥少自然难免。

  回首中国经济史，虽然也曾涌现出桑弘羊这样的经济“先驱”。有的施政参政者也曾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如张居正，但时过境迁，这些改革理念大都难以摆脱历史的局限性，难为今天所用。也许这样要求前人太过苛刻，提出这样的疑问，只是基于另一个思考，即近代经济学理论为什么会诞生于西方，而非经济总量曾名列当时全球前茅的中国。

  提到现代经济学，就不能不提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现代经济学鼻祖。生于18世纪上半叶的斯密先是于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从伦理学角度厘清了社会关系；1776年，经过反复思考，斯密又出版了被后世目为现代经济学的“圣经”的《国富论》。当欧美人为斯密的经济理念执着疯狂时，我国正值所谓的“乾隆盛世”。也就是那位如今频繁活跃于银幕和荧屏、赚足观众眼球的乾隆皇帝，曾将送上门的西方现代工业文明视为“奇技淫巧”而拒之门外，并自以为天朝傲视四方。曾有学者测算，乾隆时代清朝GDP总量占全球三分之一强，但也就是自《国富论》诞生起，西方现代经济体系迅速发育，尤其是以工商业为主的现代经济一路狂飙。七十多年后，当经过工业革命并飞速发展的西方国家借助坚船利炮，傲慢地轰开天朝那自以为固若金汤的国门后，清廷才猛然发现，自己原来已被西方国家远远抛在脑后。

  斯密的现代经济理论“建模”有一个重要前提即“理性人”——假设市场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换言之，斯密的经济理论着重于每个个体的理性思考，其分析的原点在于一个字——“利”，即私利。

  尽管我国历史上不乏经济学家，他们也曾取得过明显成就，但其首要出发点往往在于通过改革，更好地巩固“王权”和“皇权”。虽然民众利益也多被他们一再提及，但这种对民众利益的尊重，从未敢动摇“王权”和“皇权”根基。晚清看似红火的经济改革，也正是由于未能从根本上顺应“理性人”的基本规律，所以注定其努力千疮百孔。虽然“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但张之洞的重工业建设绝大多数处于“亏本的买卖”，张自己也不无感叹：“所成事不过十之二三”。比如曾引以为傲、亚洲最大铁厂的汉阳铁厂自建成之日起便处于亏损状态。截至1895年，汉阳铁厂总投资逾588万两，但投产前两年所产钢铁仅卖出24825两白银，占投产前两年开支160万两的1.55%，亏损极其严重。直到盛宣怀接手改为“官督民办”，铁厂经营才有所起色。

  我国历史上的经济改革，无一不以捍卫“王权”和“皇权”为前提，一旦改革影响到社会稳定，改革不仅会开历史倒车，改革者还可能成为平息社会不满的牺牲者，比如商鞅、桑弘羊。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经济试验均以农业为根基，工商业始终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而斯密的现代经济理论以个人为研究对象，从尊重个人权益与私利角度为出发点。他的研究也超越了单一的农业，专注于工商业。笔者认为，这或许就是我国历史上没能产生斯密的主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