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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经济新闻》2月13日社论

  耶伦的第一场大考

  出席众议院听证会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新一任主席珍妮特·耶伦表示，将继续实施前主席本·伯南克制定的缩小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逐步减少证券购入规模。为了切实恢复当前的美国经济，耶伦继承缩小量化宽松政策理所当然。但是，如何在最大限度地减少此举给世界经济和各类市场带来震荡的同时，使美国金融政策正常化却并非易事。

  去年第四季度美国实际增长率为3.2%，在第三季度4.1%的增长率后继续保持高水准。金融危机后美联储不断调整货币政策，近年间个人消费和设备投资正稳步上升。FRB上月将850亿美元的证券购入额降低至750亿美元，2月再降低至650亿美元。现在看来，只要美国经济不发生大的变故，进一步减少数额是妥当的。雷曼兄弟倒闭冲击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而形成美国楼市泡沫的原因之一是金融缓和的长期化。因此，美国必须尽力避免此次量化宽松政策重蹈覆辙。

  但是，在新兴国家，热钱正在不断流出，通货和股票面临抛售。这种影响还波及发达国家，世界经济和市场也正愈发动荡。所以耶伦主席也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最近的变动”。美国必须灵活调整缩小量化宽松的节奏，提高政策运行的透明性，以避免不测事态。

  FRB购入证券从缩小到停止再到解除零利率政策，无疑需要很长的时间。如何与市场对话，抑制长期利率的上升，将考验耶伦主席的智慧。在美国的金融政策不断正常化的同时，其他大国也该巩固各自经济增长的基础。新兴国家应该强化出口竞争力，改善财政收支。日本的安倍政权应该缓和监管，设法降低法人实效税率。

  （梁宝卫 编译）

  《每日电讯报》2月14日专栏文章

  欧元区的分裂危机

  瑞士对限制移民自由流动的公投；德国宪法法院将欧洲中央银行试图挽救欧元的计划提交到欧洲法院，英国对苏格兰独立后就不能使用英镑的警告……这些看起来并不相关的事件，其实都是两种僵持力量不断升级的表现，这两种力量就是国家主权与欧洲政治和经济的融合。

  根据柏林和布鲁塞尔的说法，欧洲的漫长黑夜，自二战以来的最严重危机已在我们身后，经济复苏和政治和谐正向我们走来。但事实也许正与此相反。欧洲对不同国家施加统一政治的尝试正走向破裂的边缘，经济的艰难处境、普通大众的抵触和金融的不融合都是原因。事实上所有成功的货币都起源于政治统一、随后是推行可以分享的保险、机构和财政安排。

  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2月13日在爱丁堡表示，如果苏格兰宣布独立，苏格兰政府便不能使用英镑作为其法定货币。苏格兰必须在自制和经济联盟之间做出选择。而瑞士也正面临的类似艰难选择。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其分裂而非融合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德国宪法法院将欧洲中央银行的购债计划提交欧洲法院，对这一行动，市场存在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认为这对欧洲计划来说是一种正向的发展，因为欧洲央行的决策可能会得到有利的判决。一种则认为德国最至高无上、最受信任的德国宪法法院向欧洲法院提交问题，如果欧洲法院予以反驳，将激起巨大的反作用。欧元区领导人无疑会让欧元继续运作，但欧元恐怕会越来越难得到选民的支持，而这将使得欧元逐渐失去合法性。

  （作者系《每日电讯报》编辑杰瑞米·沃纳 贺艳燕 编译）

  《经济学家》2月15日社论

  股东行动主义正在升级

  华尔街的卡尔·伊坎是股东行动主义的代表，素有“公司狙击手”之称，人们对股东行动主义一直以来也褒贬不一。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玛丽·乔·怀特相信，股东行动主义已失去了其“显著的负面含义”。这部分是因为规则改变已使得行动主义变得更为普遍。股东行动主义现在已不限于美国而已扩散到了全世界，在以前未曾听说过它的地方，如日本和欧洲大陆也开始发展。

  对于这样的情形，并不是所有人都欢欣鼓舞。管理者认为，股东行动主义意味着卑鄙交易、买空卖空和造谣，但这必须有证据。对行动主义的一个更理性的批评，是行动者更倾向于短期持有公司股份并迫使管理者在短期升高股价，而这会损害公司的长期健康。的确，积极股东并不总是正确的。但近期的学术研究显示，总体来说积极股东对公司是有益的。一项研究分析了1994年至2007年在美国发生的2000起股东干预事件发现，无论是从股价还是从公司表现来看，公司经营状况在股东干预后的五年中都提升明显。这些结果适用于两类股东行动主义：一是通过增加债务或回购股份来提高公司杠杆的行动；二是对公司现存管理怀有敌意的行动。这一理论在最近的现实中得到了回应。积极的投资者为雅虎带来了新的管理，随后雅虎股价翻倍。

  美国的管理者应该让股东行动更加容易。他们可以借鉴英国的实践，如允许积极的股东召集股东会议，并在会议上投票使某些董事会成员下台。积极股东的介入，能激起关于公司战略和领导力的争论，而这种争论有助于改善公司表现。（贺艳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