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如果说在清末民初那个年代买办中都能涌现郑观应这样优秀的爱国者、改良主义思想家、企业家、教育家，那今天就更不必对外企白领群体抱着过于负面的偏颇观念了。

  德意志银行董事总经理马骏有望出任新设立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一职，已进入任职公示阶段。消息一经公布，竟被一些人抨击为“找洋买办制定中国经济政策”。马骏何过之有？这类指责是否太过缺乏自信而且有无事生非之嫌？且不提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的职责是决策咨询建议者，而非决策制定者，一些抨击纯属文不对题；马骏是中国公民，有权利竞争中国公职；作为研究人员，他的业务水平受到了众多同行的赞赏和佩服，包括笔者在内。去年末笔者买了一本他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正准备近期安排时间拜读。

  不妨先看看马骏的履历：1988年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硕士学位；1988年至1990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1992年至2000年，相继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经济学家；1994年获美国乔治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0年加盟德意志银行，负责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研究，为公司和数百家全球最大的机构投资者提供全球和中国经济预测以及资产配置等投资策略。

  马骏兼具中、美两国教育背景，以及中国政府高层研究机构、国际金融组织、国际主流金融机构三种职业经历，这不仅开阔了他的眼界和思路，也使得他更熟悉国际金融市场规则、市场参与者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当然也积累了相关的人脉，更能对症下药提出相关货币政策建议，更能说服国际金融市场参与者理解、认同中国经济走势和决策的逻辑。在中国经济已高度开放、经济决策溢出效应已相当大且日益显著的今天，让马骏来担任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发挥他和其他有类似水平和履历的人的作用，让他们的这些无形财富为国家服务，有何不妥？

  笔者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并以此而自豪，主张理直气壮地倡导经济民族主义，同时也理解某些人对国家经济安全和独立自主的忧思。在我2004年出版的《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中就辟出专门章节剖析金融霸权主义，包括金融霸权主义对国际金融组织的把持、金融霸权主义在“边缘”国家的国内政治基础，还从“财政部—华尔街共同体”和“芝加哥弟子”等角度落笔解析了金融霸权主义的组织储备；我也对此前一些年的某些金融决策持一定保留意见；我观察并总结提出，西方机构投资者雇用的某些中国和华人职员心态问题的确加剧了非理性唱空中国经济的声浪；我也深知某些外企白领确实已丧失了基本的民族立场和感情，特别是几年前发生的胡士泰间谍案，当事人从一个大型国企精明强干的员工沦落成为经济汉奸（虽说入了澳大利亚籍），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加深了当下中国社会许多人对外企白领、特别是中高级白领或许会向晚清民国时代的卖国买办阶层发展的疑虑，当时我就撰写了多篇文章抨击胡士泰和当事企业，呼吁澳大利亚公众理解、支持中国捍卫本国权益的努力。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该先入为主，用怀疑的眼光看待那些有海外、外资履历和背景的人，而是要把这笔人力资源财富用好用足。中国越是走向世界大国，越是需要把这笔人力资源财富用好。钱学森当年不还对美国军事工业有突出贡献么？

  由此还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发挥外企和海外中国人、华人的人力资源的作用。早在2006年，我国三资企业全年平均就业人数已达2118.10万，2010年底外商投资企业中直接就业人数已超过4500万，占全国城镇就业总人口的14%，剔除其中的“假外资”成分，“真正的”外资企业中高级白领绝对数也不会太少。由于外商投资企业较多占据了较高的产业层次，相信外企白领在整个白领群体中所占比重高于外企就业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再加上海外中国人、华人，数量更为庞大。让这样一个群体尽其所长为繁荣中国经济服务，该是多大的一笔财富！

  的确，我们要汲取拉美国家经济决策权力掌握在对美国亦步亦趋的“芝加哥弟子”手里的教训，要防止形成民国时期那种买办阶层；但民国时期之所以会形成一个祸国殃民能量巨大的买办阶层，关键是当时国家主权沦丧，以至于对外企白领群体形成了逆向淘汰机制；在国家掌握着主权的今天，就总体而言，我们有能力避免形成这种逆向淘汰机制。拉美国家之所以出现那种“芝加哥弟子”群体，关键也是其国力差距、国内经济结构和政治基础；而我国是个国力蒸蒸日上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是让美欧日产业都感到了强大竞争压力的国家，因此，把在中国出现“芝加哥弟子”群体并控制国家命脉的风险看得太高，未免太缺乏自信了。

  如果说在清末民国那个年代买办中都能涌现郑观应这样优秀的爱国者、改良主义思想家、企业家、教育家，那今天就更不必对外企白领群体抱着过于负面的偏颇观念了。事实上今日社会上不乏出身著名外企的强烈民族主义者。只要政府能维护法律和秩序，他们能遵守职业道德、为公司发展作贡献就是间接为国家作贡献，若能为协调公司与东道国关系出力，那就更是直接为国家作贡献，没有哪个国家的职业道德会允许坑蒙拐骗与同流合污。中高级外企白领只要能秉承这种原则，他们职位上升越高，能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就越大；如果他们能带着所积累的知识、人脉和声望转投内资企业和政府机构，那对国家的贡献就更大更直接了。

  不仅如此，经过实践的磨练，中高级外企白领、特别是出身一流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的外企白领，还是可供内资企业和政府利用的人力资源宝库，毕竟我们在企业经营、宏观经济管理等许多方面还需要向先进企业和发达国家学习。当年出身太古洋行的郑观应先后筹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经营了织布局和上海电报局，挽救了当时已难乎为继的轮船招商局。要不是他，今天我们恐怕就没有招商局和招商银行的牌子了。

  谁能断言马骏等人就不会成为今天的郑观应呢？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