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确切无疑地向外界表明，释放改革红利，将成为克服当前经济困难、缓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理顺各种经济关系、推动经济发展步入新的发展轨道的最强劲动力。从报告所提出的目标和要求来看，四大领域将率先发力。

  首先，行政体制改革将成为释放改革红利的先行官。回首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实践，经济体制改革的红利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红利，不仅迟迟没有得到有效释放，而且在一些方面反而还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障碍，进而也大大收缩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红利。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如经济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城市盲目扩张、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基本都与行政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有关，与行政手段过多干预和影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有关。也正因为如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减少行政手段对市场和企业的干预。

  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将行政体制改革作为释放改革红利最重要的方面，提出了十分明确的要求和具体任务。报告列出的数字是，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取消或简化前置性审批，充分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推进投资创业便利化。确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

  如果能够严格按照这样的目标和任务执行下去，并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那么，不仅行政体制改革的红利将得到有效释放，对经济体制改革红利的释放，也将产生积极而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国有企业改革将成为释放改革红利的重要源泉。也许有人会说，国有企业只不过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方面，不应该将其定位得那么高。从表面上看，确实如此。以我国目前的国有经济总量来看，随着前一轮改革的全面推开，国有企业在数量上和规模上都已大幅下降。尤其是在数量上占比已很低。但是，由于国有企业都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部位、关键领域，其对经济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控制力上，更表现在影响力上。事实上，所谓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并不在于是否国有独资还是绝对控制，而在于能否有效把握、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因此，国有企业对整个经济发展的影响仍举足轻重，仍是起着关键作用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一定程度上，也正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因为，只有让其他所有制经济也进入到金融、石油、电力等目前由国企完全控制的领域和行业，这些行业的市场竞争力才能变得更强，才能赢得我们应有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就说能源行业吧，当今国际上的大型能源企业，都是股份制企业，其对所在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作用依然相当大。可见，通过建立混合所有制来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而不是盲目地固守国有经济垄断地位，是切实可行的道路。

  而一旦能够在这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取得实质性突破，那么，国企改革就将成为形成改革红利的基本力量和重要源泉，并对克服当前经济困难和释放更大的经济活力发挥核心作用。

  第三，金融和财税体制改革将成为释放改革红利的基本动力。都说市场经济下有两大调控手段，一是货币手段，二是财政手段。对我国来说，这两项手段从总体上讲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特别是市场对资源配置作用要求的提高，两项手段作用的效率也在下降，两个领域改革滞后的矛盾，在各个层面也已显得越来越突出了。

  先看金融体制，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政策的灵活性不够，信贷资金的投放缺乏市场特点，金融创新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金融领域的服务行为和服务手段已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制约等。而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了金融始终只能被动地受制于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能主动地改善经济环境。由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垄断的客观存在，又有意无意使得金融机构始终将自身利益和个人利益放在首位，而将被服务对象的利益放在第二位，甚至更后的位置，致使企业无法得到金融的有效支持和公正对待。这正是目前绝大多数实体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根源所在。互联网金融以及余额宝等为什么会如此受欢迎？说白了，还不是因为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国有商业银行服务太让人失望？

  再看财税体制，不仅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十分低下，浪费现象十分严重，而且在财政收入的增长上，也没有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而是受制于地方政府、受制于政绩需要，以至于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到今天，20年来，我国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出现了完全不符合实际的变化，居民收入增长过慢。同时，税制改革也步履蹒跚，始终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无法成为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增值税、所得税等主要税种，至今都仍维持在比较传统和落后的征收方式和体制上，房产税、物业税、遗产与赠予税等对经济社会发展能起重要作用的税种，又因为顾虑重重而迟迟难以推开。

  如果说过去几年我们还能凭借历史惯性赢得每年的经济增长，那么在金融和财税体制改革滞后已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重障碍的今天，这种历史惯性怕已到了临界点了。因此，打造“阳光财政”、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推进利率市场化、推动民营金融机构建设等，不仅直接关系两大领域的发展和红利释放，更关系整个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红利的释放。现在看来，今年在这上述领域深化改革的大突破可期。而改革在以上三个方面、四个领域率先发力，对整体改革的全面深化会产生强烈的示范作用，社会保障、收入分配都将迈出大步。

  （作者系知名财经观察家，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