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事实证明，对于几乎所有的国家而言，“去杠杆化”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因此，管理好“杠杆”重要，管理好“去杠杆”其实更重要。所以，想要尽力避免“一刀切”的政策倾向，在挤泡沫、去杠杆与维护金融稳定之间取得政策平衡，对待地方债、影子银行、过剩产能以及流动性问题，就只能采取差别化调控的手段。这大致有分类处置、辨证施治、分而治之、在保持总体稳健前提下实施结构性政策这样几大方面。
□张茉楠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最能抓眼球的两大关键词，非“创新宏观调控”和“差别化政策”莫属。笔者估计，未来这两个词的结合——差别化调控，很可能将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新取向。
正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事实证明，对于几乎所有的国家而言，“去杠杆化”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因此，管理好“杠杆”重要，管理好“去杠杆”其实更重要。所以，想要尽力避免“一刀切”的政策倾向，在挤泡沫、去杠杆与维护金融稳定之间取得政策平衡，对待地方债、影子银行、过剩产能以及流动性问题，就只能采取差别化调控的手段。这大致有分类处置、辨证施治、分而治之、在保持总体稳健前提下实施结构性政策这样几大方面。
先说分类处置，这意味着要以创新债务融资模式化解偿付压力。
首先，积极探索尝试多种直接融资方式。推进市政公用事业产业化，将城市公用事业所有权、经营权和养护管理有效剥离，吸引各种社会资金直接投资建设和经营；推行项目融资，对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桥梁、水厂、污水处理厂等，可采取PPP、BOT、TOT等方式，筹措建设资金或设立城建银行。其次，考虑建立基础设施产权市场，完善地方政府投资项目退出机制，以便地方政府退出部分国有股权，盘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资产，将市政建设项目资产证券化纳入地方预算，促使地方政府性债务阳光透明。再者，分别核算纯公共性项目、准公共性项目和市场性项目，分门别类地提出债务偿还途径和具体的实施方案：
具体而言，其一，针对城投债存在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回报与投融资之间期限错配的问题，在摸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状况下，设法对城投债按“统一专项管理、分类处置、新老划断、区域试点、增量疏导、存量转化”的模式逐步向市政债过渡。其二，建立资产管理公司解决不良资产的“出口”问题。通过债转股、债务重组、拍卖、资产证券化、资产置换、破产清算，化解存量不良资产。其三，尽力完善偿债准备金制度。建议对所有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主体收取一定比例的资金，永久性归集于资产证券化产品偿债基金，通过预算拨款、预算外资金结余调剂、国有资产经营收益等多种渠道，确保偿债准备金来源的稳定，防止资金链断裂。
其次说辨证施治，简言之，就是对影子银行实施分类化和差异化监管。
在当前我国金融结构市场化和社会融资多元化的背景下，应更多地从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商业银行业务转型和促进非传统银行机构健康发展的角度，对中国式影子银行实行分类化和差异化监管。为此，监管当局应从不同角度根据影子银行机构与产品创新的社会影响程度和风险水平，将影子银行纳入不同的风险类别。基于“有益于完善融资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原则，有区别地采取以鼓励和引导为主、适度监管和规制式监管三种政策措施。
再说分而治之，就是依靠市场化手段差别式化解过剩产能。
促进结构调整，化解过剩产能是一个中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待过剩产能，不宜“简单粗暴”，而应从应对新一轮国际冲击和占领产业竞争制高点的角度，设法完善落后产能退出的长效机制，优化先进产能输出以及全球资源配置。这又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消除政府不当干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种种扭曲的体制土壤，完善市场退出机制，避免部分产能化解或致“资金链断掉”、“银行贷款变坏账”，“政府财政投资化为乌有”等金融财政风险；二是进一步研究淘汰落后产能的综合标准。探索综合考虑利用能耗、物耗、环境指标与设备工艺技术指标相结合的标准来界定落后产能，在进一步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中突破单一的难以准确地区分先进和落后产能的“规模”标准局限；三是加快先进过剩产能的海外输出步伐。
一方面，积极推动“中国基建”走出去。当前，亚非拉美欧都面临新一轮基建投资大潮，对能源、通信、港口、交通等基础设施需求量非常大。通过基建产业链上的建筑施工、工程机械、包括高铁在内的轨道交通装备等行业联动，实现 “中国装备”和“中国制造”同步升级。这是个极佳的机会；另一方面，将输出产能与我国的国家战略结合起来，如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东盟升级版等战略，在海外设立零部件和研发基地，通过价值链重构，带动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并形成“新雁阵模式”。
最后说定向宽松，意即在保持总体稳健前提下实施结构性政策。
2014年是融资大年，前期债务到期压力非常大，并且集中到期，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加大，高利率环境下的“去杠杆”将进一步加大实体经济存量的债务压力。因此，货币政策不宜过紧。特别是近一时期，有关房地产开发商大幅降价、人民币汇率大幅下挫，以及局部地方债与影子银行资金链可能断裂等风险，都对货币金融政策构成了严重挑战。为此，货币政策应充分估计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复杂性，管控金融风险，加强金融治理需要操作手法上的创新。
现在来看，加强金融治理的创新，至少要求我们在打开货币政策预调微调空间、实施定向宽松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把小幅降准或降息作为备选方案、调整货币与信贷的月度分布等方面大胆探索。货币操作要更具前瞻性、及时性、针对性和灵活性。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灵活使用再贷款、再贴现、SLO和SLF、定向央票等定向调节工具，通过“放短抑长”的操作方法，保证货币市场短期流动性平稳，同时适当锁定中长期流动性。创新金融工具和手段，重点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小微企业等实施定向宽松和结构性信贷政策，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
2014年二、三季度是城投债和信托的集中兑付期。在目前银行业存款准备金率偏高，货币乘数偏低的背景下，一旦市场出现流动性紧张的局面，不妨考虑下调一或两次存款准备金率，并尽快优化存贷比管理机制。另外，在考虑全球年货币信贷增长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央行若调整货币与信贷的月度分布，也能缓解信托集中兑付的压力，避免市场出现剧烈波动。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