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超载时代，

  辨析真伪却成了大难题

  ——评《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

  ⊙严杰夫

  3月初，马航一架飞往北京的客机航班神秘失踪，此后伴随种种猜测，最被人关注的就是媒体在消息发布和澄清中显出的无所适从。针对媒体的这种尴尬，网上有段子如是评论：马航事件中的媒体无非就是干三件事，“上午造谣、下午辟谣、晚上竞猜”。尽管不无偏颇，却也形象地勾勒出了新时代里媒体所面临的困境。

  这种令传统媒体处境尴尬的时代，被很多人称为新媒体时代。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的作者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的新作《真相》中，这被称为“信息超载时代”。比较而言，这两位新闻业的资深人士显然更精准地击中了当下的时代特征。

  在《真相》的开头，两位作者用一个虚构案例来展现这种特征。一座核电厂的反应堆芯出了麻烦，有可能使一个地方性电厂变成一场国际性灾难，美国整个中大西洋地区都将身处险境。这个消息首先通过博客圈、社交网站、邮件分享等迅速扩散开来；然后一些知名博主则开始大谈核电安全，而核电厂的网站则在为核电的作用辩护；而在稍晚的广播中，核事件则在脱口秀节目中成了一个争议性的政治议题；最后缺乏时效性的报纸尽管提供了谨慎的报道，但已无法遏制恐惧和犹疑在人群中散布。这个虚构的案例中呈现出的情景，与马航事件几乎如出一辙：新媒体信息报道呈现碎片状，且常常自相矛盾，各类信息消息混杂在一起，没能让事件更清晰，却令我们陷入迷惘和恐惧。

  由此，《真相》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在“信息超载时代”或我们通常所称的“新媒体时代”里，读者遇到的最大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获得了足够的信息，而在于是否获得了“真相”。而在这种困境的背后，其实是两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观察和经验的知识与信仰和信念的知识——之间的矛盾，正是这对矛盾，主导了人类的传播史，也将决定未来媒体的何去何从。

  在公元前15000年左右的洞穴时代，人类就用不同的壁画传递两种知识：一种是世俗的经验性的，另一种则建立在不能证明的信念之上。此后，文字的发明让知识传播更持久、复杂，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但这种信息传播方式也让上述这对矛盾扩大，特别在古希腊时期。此后，中世纪末期印刷术的出现，造成了我们熟知的那个情形：写作和阅读人群骤增，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物质世界比中世纪权威所声称的更重要，同时，语言和写作造成了社群、民主化和社会的重组。及至电报、广播、电视乃至于数字技术的出现，新技术更是给新闻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信息不再是权威掌控和垄断的特权，而成为全民共舞的盛宴。对于这种变化，《真相》认为，在过去的时代，或许可被称为新闻的“信我”时代，而今天则处在新闻的“秀我”时代。在这两个短语中，“我”作为主体发生了变化，“信我”中的“我”指的是新闻工作者，而“秀我”中的我则是指受众，即新闻消费者。这一变化体现了媒体权力的更替，曾经作为新闻把关人的记者将权力交给了自身充当编辑的消费者或公民。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秀我”的时代，作为公民也好，媒体也罢，该如何辨别哪些信息值得信赖？

  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区分一下当下存在的新闻类型。《真相》的作者将“信息超载时代”的新闻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确证式新闻，这类新闻模式属于强调准确和语境的传统模式，同时也是理想的新闻模式；第二种是断言式新闻，表现为强调即时性，采取有闻必录的原则，新闻工作者只是起到被动的速记和通道作用，它的标志即为对所引录的消息和观点不加质疑；第三种类型则是肯定式新闻，通过肯定受众的信念来构筑忠诚度的新型政治媒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常常是刻意拣选信息，而非追求真相和中立，其特征是辩论文化让位于答案文化；第四种类型是利益集团式的新闻，通常有特定利益集团资助，内容包装的像新闻，实则为了特定群体的利益，实现他们的宣传目标。尽管这一分类是基于美国新闻业做出的，但在新传播技术得以普遍应用的全球化时代里，基本上适用于大多数国家，例如，在我国，新浪微博这类社交媒体就具有典型的断言式新闻特点，而微信等自媒体的订阅号则具备肯定式新闻和利益集团式新闻的特征。

  无论新闻传播技术发生何种变化，对于读者来说，最具有价值及值得去阅读的，当然主要还是“确证式新闻”。那么，在各类型新闻混杂出现的当下，如何去区分辨识哪些是属于“确证式新闻”，也就成了我们在海量信息中“找到真相”的关键。为此，《真相》的作者提出了“怀疑式认知”的概念。怀疑性认知方法是指知道如何提出并回答一系列问题，这个“提问”过程其实就构成了确证新闻的规则。如前所述，在这个公民即为记者、消费者即为编辑的新媒体时代里，读者在被赋予了更大的新闻权力的同时，也被要求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就必须采用和完善这种怀疑性认知方法。

  根据媒体的内容和本质，《真相》对这种怀疑性认知方法提出了六项规则：一，“我”碰到的是什么内容？二，信息完整吗？假如不完整，缺少了什么？三，信源是谁？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四，提供了什么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五，其他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六、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

  第一个问题针对的就是对此前四类新闻模式的辨识；第二个问题则在谈论新闻要素，在通常“5W1H”六要素的基础上，还要求再加上一个Q要素，即读者须进一步提问：受众有关新闻事件的问题报道中提及了吗？这个提问意味着对完整的新闻应该承认自己无知，不能去推断无法证实的结论；第三、四个问题是要求学会检验新闻的真实性；第五个问题，事实上即是第二个问题中的“Q”要素，这个要素帮助我们摆脱肯定式新闻和利益集团式新闻的迷惑；第六个问题，则跳出新闻本身来谈消费者需求，在新闻碎片化和信息过载的时代，我们必须依靠自己来决定新闻的价值，从中辨识出对我们个人而言真正重要的新闻。

  在预测新闻业的未来时，两位作者将新型新闻消费者对新闻的需求归纳为八个主要功能：鉴定者、释义者、调查者、见证者、赋权者、聪明的聚合者、论坛组织者以及新闻榜样。面对此起彼伏的“传统新闻已死”的呼声，这个归纳似乎既给了新闻工作者鼓励，也是提出了新要求。简言之，在受众和媒体融合加速的今天，新闻业并不会消逝，反而应承担起更多功能、发挥更大作用：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释义、为自媒体的发声提供便携的平台和有序的组织，同时最重要的是，为所有的新闻主体提供榜样。因此，新闻行业所需要的改变，并非仅是回应来自技术进步的要求，更为根本上的仍是尽力诠释“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