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动荡的世界》兼论央行制度面临的挑战

  ⊙徐 瑾

  金融危机震塌了一个常规世界，引发了一系列理念反思，比如要是相信个体理性，那么为何最终却引发大规模违约，为什么少部分人的冒险却要让公众付出代价？这既没有效率也不公平，到底是什么地方出错了呢？

  原因之一在于，经典的经济人这一基于人的理性至上的假设，人性中的非理性动力被忽视了。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动荡的世界》中对于金融危机的反思，也涉及对经济学模型信念的动摇，承认动物精神在经济活动的强大驱动力，“所有投机泡沫在其膨胀期内都有着大致相似的轨迹和时间结构。泡沫的产生经常是由于人们越来越相信能实现稳定的长期生产率和产出增速，同时保持稳定的物价水平。”

  要解答这一问题，必须回归人类的本性，甚至对理性人的原型提出质疑。格林斯潘指责经济人假设为基础模型在经济学已占据太久的统治地位，“我们喜欢把人的本性的驱动力界定为理性，而且是其他所有生物不可比拟的。这个说法无疑很合理，但我们距离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描述的理性人的理想原型却又差得很远，他们所设想的人完全被理性的长期利益思考主宰。”

  未来出路何在呢？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等行为经济学家的研究视角提供了一个方向：直面人类日常思考依赖直觉更甚于理性推理的客观现实，将日常人性引入经济分析，甚至取代纯粹理性驱动的经济模型，“危机促使我们去探寻将支配金融活动的动物精神纳入宏观经济模型的办法”。

  尽管如此，作为安·兰德门徒的格林斯潘，仍旧肯定理性的作用，“所有这些动物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理性的调节，于是我采用了‘倾向’（propensities）一词来较为正式地描述此类市场行为。自启蒙时期以来，推动生产率提高的技术进步归根到底是理性思维，随机的非理性不会生产任何东西。如果不是理性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就无法解释这个星球两个世纪以来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飞跃。”

  其次，格林斯潘将对本轮危机的审视放在长时段之下来考察。他将本轮危机归结为地缘政治引发的长期利率走低，这直接导致了住房等资产价格的非理性上涨，“本轮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证券化的美国次级抵押贷款有毒资产，但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冷战结束后的那段时期。地缘政治事件最终导致长期利率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抵押贷款利率下降，这在稍后带来了全球性的住房价格上涨。”

  作为抗击互联网泡沫的成功者，格林斯潘反问：为什么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甚至1987年股灾，没有像2008年的房地产危机那样引发经济雪崩？他的判断是，关键在于债务杠杆，而证券化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增加毫无疑问是那场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回看2008年早期，在监管机构帮助下，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而避免破产命运，这被认为金融危机的先兆，而随后几个月规模更大的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则被认为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对美国政府不救雷曼的批评迄今不绝，但格林斯潘不以为然，他认为贝尔斯登获救坚定了雷曼兄弟自认“大而不能倒”的信念，如果允许贝尔斯登破产或许就可避免后面更大的危机：“如果市场承受住了贝尔斯登破产的冲击，没有发生传染性破产，雷曼兄弟公司的风险紧张状况或许就不会引起更多注意，那就可以在足够长的时间内逐渐降低自身的风险水平。”

  读这本书，世人最感兴趣的是，想来还是格林斯潘有关监管的论述。毕竟这是金融危机的薄弱环节，又曾是格林斯潘的本行。如何避免下一次危机？理想的监管，或许要点就在于使得市场主体更多回归理性思维，但在现实操作之中则面临两难：监管如过于宽松，会鼓励市场主体冒险，甚至酿成今日危机这样的局面；而监管如过于严苛，则会打击经济活力。更关键的是，监管者怎么甄别有毒资产，如何判断何时存在泡沫，尤其在当下市场日新月异之际，谁又来监管监管者？

  格林斯潘认为，靠一味收紧货币来抵御泡沫做法并不可取，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我们可以在泡沫膨胀的时候将其识别出来，但还不能预见其复杂的解决和崩溃过程，而且下文还将谈及，我们也许永远都做不到。为应对此类事件，政策制定者们必须做出选择，是否应限制甚至禁止很多市场活动，并且接受这些措施对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甚至，监管者过多介入也有可能于事无补。

  换言之，格林斯潘仍旧相信市场的力量，他并不认为监管者比市场尤其产品发行方更有能力做出判断，而且这类尝试往往会证明徒劳无功，监管者该做的是加大资本金等管理手段，同时让机构放手去做，“监管者应该放手让银行购买他们自己选择的任何产品（在一定的界限范围内），但要求银行有较大数额的一般性股本准备金，作为应对可能发生但难以预先识别的损失的储备。”

  格林斯潘认为，违约的传染与雪崩现象有很多共同特征，一小块积雪的崩塌会逐渐积累起势能，我们很难判断雪面上的一小块裂缝是否会触发大规模雪崩，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很难预先判断何种事件将触发大规模金融危机。解决的方法之一就在于资本金。伴随着机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提高，机构也该相应充实资本，这一方面可以约束银行的杠杆化，另一方面即使日后出现危机，损失会有限。

  问题在于，如果资本金问题如此显而易见，为什么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呢？这首先源自大家对于习以为常问题的盲区。为此，格林斯潘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他刚出任美联储主席时，曾在内部会议上“天真”地问道：“你们怎么判断合适的资本金水平？”但接下来是令人意外的沉默，“这类基础问题的答案通常是被视为给定的，很少会被触及，除非遭遇危机。”他自认在美联储期间，银行资本金在监管者看来也始终保持在充足水平之上，甚至遗憾监管者没有及时关注资本充足率问题。

  面对危机以来各方的质问，格林斯潘自然要借这本《动荡的世界》来辩解，尤其以抵御1987年股灾以及互联网泡沫的实例来捍卫他的理念，不过本书也不乏反思精神。格林斯潘曾经承认，他在任期内有三成判断失误。这看起来或许是谦虚，其实对于经济预测来说已是很好的成绩。格林斯潘的成功与失败，其实并不仅在于他个人，更令人思考央行制度的变化与挑战。

  回看历史，美国央行是发达国家中最晚成立的，除了两次短暂的例外时期，美国直到二十世纪初期仍旧没有一家中央银行。1907纽约发生严重银行挤兑事件，如果不是老摩根以个人威信出手稳定市场，更大的危机无可避免，而这终于促使美国人开始讨论设立中央银行的需要。最初的构想源自于银行家们在佐治亚州一个私人小岛上的秘密会议。这一点历来被阴谋主义者所诟病，不可承认，美联储一开始就带有精英俱乐部与独立色彩。但随着现代信贷经济的演变，央行的定位也在变，他们不仅要为通胀负责，更要为经济稳定负责。

  比起格林斯潘的历史评价，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于，格林斯潘的继任者是否还如此值得信赖？中央银行家对于货币是否还像过去那样具有强大掌控力？在维持经济内在的波动性与稳定性之间，货币政策能做或者不可以做什么？这些问题如果没有满意答案，这次危机的教训恐怕又要被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