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娘亲、史官、谏官、臣子,皇帝也有那么几怕,不能完全由着自个儿性子来。我国的专制社会能持续几千年,有的朝代能持续几百年,也是权力制衡的结果,制衡赋予了皇权某种理性。
□张晓晖
读中国历史,可以读出很多东西来。
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实,皇权也有一定的约束和制衡机制,即使是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等到有为所欲为的皇帝出来了,就快要亡国了。说起来,皇帝也有个怕,多数皇帝都不能不有所收敛,或者放纵到一定程度,就要被收敛一下。
皇帝怕天地,赶上个大旱、大涝、地震,饿死人了,那就叫“天象示警”,说明皇帝有失德的地方了,要反思,偏偏还会有些臣子起哄架秧子,上书要求皇帝自我批评,也就是下“罪己诏”,皇帝就不得不羞答答说上几句。所以,皇帝都喜欢各地报“祥瑞”,就怕灾荒,因为灾荒意味着自己“失德”。其实呢,这都是唯心主义,属于迷信范畴,不过在那个时候,确实对皇权是个约束。
其次呢,皇帝怕老娘,为着要以孝道示天下,对老娘无不毕恭毕敬。因为怕老娘,所以汉文帝才没有冤枉周勃,宋神宗不得不释放了下狱的苏东坡。但是,话要分两头说,赶上“老娘”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也就麻爪儿了,清朝近代化的步伐就此打乱。
多数皇帝怕史官,怕在历史上留下恶名。麻烦的是,那时候的史官不仅只在每年年终统计一下,写个鉴定,还有天天在皇帝身边记“起居注”的小官儿,随时拿着个笔,往本儿上记。皇上骂句街,也据实写下来,弄得皇帝浑身不自在。曾有个皇帝抡圆了胳膊抽了大臣一个嘴巴,扇掉了一颗牙,大臣很珍惜地把那颗牙收起来,跟皇帝说,历史会记下来这个事儿,这颗牙就是证据。皇帝赶紧道歉,用优厚赏赐赔偿医药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这才算把事情摆平。其实呢,历史还是记录下来了。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风骨凛凛的史官,记历史不含糊,太史公司马迁就不用说了。文天祥《正气歌》里写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也是两位铁骨铮铮的史官。战国时候权臣崔杼杀了齐庄公,齐国史官秉笔直书“崔杼弑庄公”,被崔杼杀了,他的两个弟弟先后拿起史笔,一字不改,又被杀了,等他的第三个弟弟来了,还是这么写,崔杼只好拉倒了……
战国时的史官是世袭的,史官秉笔直书,固然是为了天下,也是为了家族荣誉,不惜用鲜血来捍卫这块家族的招牌。从此,史官和青史的权威也奠定下来了。所以,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
皇帝还怕谁呢?大臣。像魏征这样的不用说了,老臣进谏要是不被接纳,就可能去宗庙哭诉,“先帝啊,您这个儿子不学好啊!不往人上长啊!我们没辙啦,先来跟您说一声,要是亡国,您可别怪罪我们啊”,这通倚老卖老,也让皇帝头大。还有把棺材准备好才上表的,你不答应就自杀,还有绝食的,都让皇帝发怵。真要是死了人,再写到历史上,这叫什么事儿?君王犯浑,固然是人头滚滚血迹斑斑,臣子要是梗起脖子来,也不含糊。
有一种专职负责进谏的,叫御史,唐朝的时候叫“左拾遗,右补缺”,所以留下个成语叫“拾遗补缺”,谏官都是小官。为什么呢?因为官做大了,胆子就小了,说话难免瞻前顾后。所以,要小官,才敢说话,绿豆大的前程,丢了就丢了,不可惜。真要是因为进谏丢官,那就叫“上书北阙,拂袖南山”,一下子就名扬天下,光宗耀祖了。
须知,小官也要升官的,将来补哪个缺?去穷乡僻壤和去浙江的杭州,那可大不一样,对吧?怎么办?就要靠敢说话,到时候皇帝才会给你安排好地段,不然他就有给你穿小鞋的嫌疑。对于御史来说,敢说话,才有经济效益。而且,一旦得到了敢说话的名声,那就满脸飞金,谁都高看一眼,社会效益也很不错。何况,不杀言官,是自古的规矩,有此底线,那就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不白说。那么,白说谁不说?
而且,御史当老好人,不说话也不行,如果老是参奏些“谁谁朝会上放屁了,某某纱帽戴歪了,陛下要注意身体”,那就犯了琐屑敷衍的罪过,可能被赶出柏台(为激励御史直言,御史衙门种了很多松柏,也叫柏台),那可是很没面子的事情。碰上这种事儿,前程基本上也就到头了,无论调往哪个部门,都臊眉搭眼抬不起头来。
说来说去,皇帝也不容易,立太子,臣下要干涉,立谁为皇后,臣下也要干涉。甚至皇帝去某个妃子那儿住,臣下也要干预,外藩的、少数民族皇上也要照顾到,民族团结更要紧,皇上不得“专宠”。如果皇帝说“这是朕的家事”,下面就铿锵有力地答一句“天子无家事,家事即是国事”。
天地、娘亲、史官、谏官、臣子,皇帝也有那么几怕,不能完全由着自个儿性子来。我国的专制社会能持续几千年,有的朝代能持续几百年,也是权力制衡的结果,制衡赋予了皇权某种理性。洪秀全为什么不成?就是因为太平天国没有内部制衡。
皇帝固然有生杀予夺甚至诛杀十族的权力,但臣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则是从读“三字经”“百家姓”的时候就耳濡目染,逐渐浸染熏陶到骨头里的。梗着脖子的强项,那可是孔夫子教出来的。皇帝也很难奈何得了。
(作者系知名财经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