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章

  从结构性减税到大规模减税、放松政府管制、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到打破垄断、鼓励创新和创业、加快城镇化步伐、实施新一轮的价格财政及金融改革，去年以来的各项政策，确实体现某些鲜明的新供给特征。不过，鉴于中国经济的复杂性，没有哪种流派的经济政策能拿来就用的。在现行体制下，政府参与市场在中国极为普遍，政府控制了很多关键资源，并不会立刻退出市场。所以，当前切实可行的办法，还是以相关法律制度的形式进一步明确政府的边界，促使政府的行为处于有效监管状态。

  “如果不是用改革的办法，即简政放权、创新宏观调控方式、着力调整结构‘三管齐下’，而是采取短期刺激政策，不仅去年的结果可能会大不一样，而且今后几年的日子也许会更难过。”《求是》杂志5月1日刊发李克强总理署名文章《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文章总结了去年经济避免“硬着陆”的启示：靠改革创新，既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又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出炉后，伴随着一道道风险裂纹的扩散，一些消极的观点甚至提出了我国经济或存在“硬着陆”甚至“崩盘”的压力和风险的判断。笔者认为，此时此刻，我们不应过于在意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而忽视了改革转型期中国经济在质量、效益和结构上出现的积极变化。商业周期转换推升的信用风险正在不断被强调，去杠杆化似乎正在成为监管层和商业银行的主要任务。而现实情况表明，中国经济的总杠杆率在全球较为适中，并没有达到恐慌的地步。

  与此同时，为稳步推进转型，在宏观调控方面，中央选择了局部的定向应对政策，持续推出增长市场供给的措施，比如李克强总理4月17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表示“目前没有采取强刺激措施的考虑”。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就认为，这体现了从“供给端施策的新思路”。增加供给成为政府以及学界在内的大部分人士的共识，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此前也表示，这代表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将逐渐从偏重刺激消费与出口的“需求管理”，逐渐走向以制度改革、开放为主的“供给管理”，未来将通过消除制度限制来增加有效供给、提振经济活力。

  另一方面，针对市场的局部金融需求矛盾，央行4月22日宣布自4月25日起，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下调县域农村合作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个定向政策的松动，以及在整体宏观上保持增加供给缓解需求矛盾体现出目前决策部门对于整体的经济金融改革的系统化思路，也就是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以及整体改革的体制性矛盾，改革始终处于走钢丝的平衡状态，而对于决策层而言，仅依靠原有的战略难以驾驭当前的局面，因此与上任政府紧贴需求管理的政策方式相比，供给端特色逐步地体现出来。

  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正当产业债的信用风险不断被扩大，大型商业银行在年报中公开指责实体经济是不良贷款的主要来源之际，经国务院总理签字批准的“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即将亮相，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化和放权的一个标志性行动，不仅体现了民间资本对包括产能过剩行业在内的实体经济的信心，也体现了民间资本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担当。

  毋庸置疑，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国内外的各种发展矛盾，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改革或者调整，这些都需要相应的经济理论支撑。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探索，受到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深刻影响。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采取凯恩斯主义政策，想来是最典型的一例。只是，凯恩斯主义带来的结构性失衡矛盾已使传统政策失效，并使货币政策越来越难以发挥相应的作用，因此，也进一步促使政府反思。

  实际上，西方世界对于凯恩斯主义的反思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二战后，长期盛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人为扩大了需求，致使西方经济在70年代出现了严重的“滞胀”局面。供给学派理论就是在反思和挑战凯恩斯主义政策的背景下试图给出替代政策方案。供给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故而应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2008年以后，国内有学者归纳出了新供给学派的四个特征：一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二是着眼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中长期问题而非短期问题；三是政策上主张反垄断、放松管制，经济自由化、产权民营化、减税和改革；四是认为经济增长深层次的动力在于改革，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此前就曾提出，需求管理的目标是总量管控，手段是简单的抽紧或放松银根，这适用于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但并不适用于现阶段市场化并不完善的我国。与偏重刺激消费、需求与投资的“需求管理”不同，“供给管理”是减少干预，使经济能自身增加供给。所以贾康认为，经济运行要平稳，就像开汽车，不能一会急踩刹车一会又猛加油门，导致经济和政策的周期越来越短。而应采取供给管理，通过解除对人口、制度、土地、资源、金融、创新的制度限制，增加有效供给，提振经济活力。

  看看去年政府换届以来提出的各项政策，确实体现某些鲜明的新供给特征，比如从结构性减税到大规模减税、放松政府管制、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打破垄断、鼓励创新和创业、加快城镇化步伐、实施新一轮的价格财政及金融改革等。虽然当下的中国需要将“有效供给”作为一种宏观调控思路来破解经济困局，不过，正如有专家所分析的那样，鉴于中国经济的复杂性，没有哪一种流派的经济政策能拿来就用的。在现行体制下，政府参与市场在中国极为普遍，政府控制了很多关键资源，并不会立刻退出市场。但从我国的整体改革的战略来看，本质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市场化改革，因为一直以来，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发展的需求相差甚远，各种非市场化手段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现行体制下，政府参与市场极为普遍，地方政府控制了很多关键资源，要地方政府退出市场恐怕还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让市场对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但同样也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在大力推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政府完全退出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稳增长的迫切性增强之时，政府投资随时会出手。如此看来，当前切实可行的办法，只有以相关法律制度的形式进一步明确政府的边界，促使政府的行为处于有效监管状态。

  无疑，对中国而言，经济政策不会只是一种模式，而需不断探索与中国实际相符合的理论模式。当下，若能正确把握局部风险和系统性的关系，组合利用财政货币政策工具调整结构性杠杆，就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并缓释风险。（作者系中国金融网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