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A1版)

  余额宝的本质是以互联网为载体的

  金融体系“货币基金化”

  由于余额宝挟全民支持之气势，规模已经非常庞大，很难避免进一步扩大，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余额宝所代表的金融本质以及它对于中国未来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评估——而且这一评估还需要考虑到国际金融环境的未来前景。

  事实上，余额宝的本质就是以互联网为载体的金融体系“货币基金化”。货币基金在中国并不是新事物，但是过去一方面货币基金多靠银行代销，银行藏着掖着不让公众认知（那时相对于定期存款的优势也没有那么明显），另一方面货币基金管理方——基金公司在此业务上不赚钱，也没有动力推广。而余额宝挟2013年6月以来货币市场高息的天时地利，以互联网便捷的操作体验和一鸣惊人的宣传手法完成了货币基金的全民普及。由于银行间市场的收益率很可能会长期维持较高的位置，这个“货币基金化”的黑洞也很可能将不断扩大。那么，“货币基金化”将对中国经济、金融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能够和中国类比的国际先例就是美国。美国货币基金启动于上世纪70年代末，彼时其通货膨胀率因为石油危机而持续高企，银行尤其是储贷协会（Save & Loans）的利率受到法律约束，而债券市场却反映了市场要求的高收益率。此时先后出现的“储蓄基金”、NOW账户和货币基金账户，通过对法律的钻研利用，把投资于短期债券或协议存款的高息基金分拆为小单位，成为美国货币基金时代的开始。

  美国金融体系货币基金化的后果是银行逐渐改变了经营存贷款业务的模式，开始和投资银行结合，向金融控股集团演变。如今，公司贷款业务占美国银行资产比重已经很低，银行资产的大部分变成各种各样的证券。大公司都开始靠发行货币市场型证券（如商业票据）进行直接融资。这种业务主体的转换，使得美国银行业主体收入开始依靠证券市场。由于与原来存贷款业务相比，单位社会融资量给银行的收入减少，银行自然就有动力去膨胀证券市场，这就使资产证券化加速普及，进而使得信贷资产不像原有存贷款模式那样被长期持有，而是开始流动且速度加快。

  这会导致三个后果：一是银行有极大动力推动社会信贷的膨胀，但是在这种高流转金融模式下，银行很难再进行长期大额贷款，所以这类信贷通常和生产建设无关，而是以消费或企业间并购为主；二是在流转速度加快的情况下，趋向于放松对信贷生产源头的信用把关；三是社会货币因为信贷膨胀而丰裕，市场利率降低——到这时，货币基金曾经的优势也就消失了，它占金融系统的比例会稳定在一定水平上。不过，此时银行也不再是原来意义的银行了，它成了一种管理基金或自营交易的证券机构。即使在世纪之交诞生的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型货币基金（美国版互联网金融）也无法改变这一金融系统的演化逻辑。这才是国内一些熟悉国外情况的人士认为余额宝也会复制美国货币基金或互联网金融路径的理由。

  银行从存贷款业务转向证券经营业务，其对社会的影响通常是相通的，中国直接金融比重持续扩大是必然会到来的事情。不过，和当年的美国相比，如今的中国还有自己的特点，这集中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技术层面，二是周边环境层面。技术层面主要影响的是货币基金的全民普及程度。美国金融的货币基金化，因为是其金融行业内部的事情（发展了20年才有少量互联网企业参与），所以延续了优质服务高门槛的传统，货币基金账户设定最低投资额，而且手续相对麻烦，对人们投资货币基金形成了约束。相比之下，余额宝门槛更低，操作更便捷，这导致货币基金化的速度更快，在普及过程中占领的领地比重恐怕也会更大。

  而周边环境问题才是导致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挑战比当年美国更大的要害。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启动货币基金化进程时，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国际资金流动还没有那么高效，而且当时西方国家的利息普遍较高，套息流动意愿较弱。又由于种种制度和业务门槛的设置，要享受当时美国国内的高利息有一定的障碍。同时由于美国本身就是西方金融体系的支配国，如果出现大规模扰动，召集西方国家进行集体稳定行动不成问题。

  而在2014年，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并不是当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一部分。而国际资金流动已经高度便捷，我国目前依靠世界最严格的金融防火墙进行规制，但仍然有不少方法可以绕过这个墙。最不同的是，由于美联储为代表的西方央行长达四五年的量化宽松政策，国际金融体系的利率极低，此时中国国内出现余额宝为代表的金融产品，实际上使得中国正式成为高息国家——这种规模化、流动便利化的高利息与21世纪头一个十年是不同的，当时中国虽然有民间高利贷，但是如要进入，要自行承担较高的风险和流动性成本。参考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那些高息国家澳大利亚、挪威的境遇，可以预见国际热钱有极大的动力启用国外低利率杠杆，千方百计地进入中国进行套利。实际上，2013年下半年以来，一度停滞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再次活跃，就和纯粹投机的套利活动有关。而基于政治原因，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金融上未必会与我国进行管理合作。这种环境，势必使得中国在余额宝为代表的“高流动低门槛高息”金融普及后面临的格局将更加严峻，与境外联动的金融扰动规模将更大，频率更高。

  目前，我国银行业是否有能力应对货币基金化以及各种衍生的境外扰动的冲击，还有待观察。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银行业已经发展出不同风格的群体。这里面有2011年以来影子银行体系演变中十分活跃的兴业银行、民生银行；也有想抓这次互联网金融流行浪潮逆转平淡局面的中信银行；但更出现了风格稳扎稳打，呼应全面“走出去”的政策方向，在全世界通过兼并收购而稳步扩张的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笔者十分欣赏工商银行等中国金融基石机构的战略风格，在近期愈演愈烈的余额宝争议浪潮中，人们需要从理性的角度思考工行的战略抉择，因为那才是通盘考虑中国金融系统的视角。

  （作者系百一企研（Baiyi Enterprises Research）共同创始人，经济、产业、金融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