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A1版)
对国际核心货币而言，有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货币如何发行并使之能够流入国际市场？二是这些国际货币又如何回流到发行者手中？从国际收支表主要项目中反映的一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可以看出，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并非轻而易举。
第一，货币发行国通过哪些路径将本国货币投放到国际经济之中，其效应是否能够破解特里芬难题？
从贸易项看，对外贸易是货币流入国际市场的一个主要路径（为了分析的方便，先暂且假定只有此路径）。在此条件下，如果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对外贸易处于顺差状态，则意味着它所发行的货币不能流入国际市场，由此，该国的货币也就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但如果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对外贸易处于逆差状态（且长期持续），则意味着这一货币的币值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撑，在长期走势中将处于贬值状态，不利于维护国际市场的稳定运行，因此，并不适合作为国际核心货币。不难看出，这是特里芬难题提出的逻辑矛盾。
从资本项中的私人资本输出看，私人资本输出是货币流入国际市场的又一重要路径。私人资本输出带动着货币流入国际市场，由此，即便在贸易顺差条件下，由于流出的私人资本数额大于贸易顺差数额，依然可以发生国际收支表中的赤字（这表明该国货币净流出）。就此而言，私人资本输出是破解特里芬难题的一个机制，但这一机制效应在时间上是有限的。从长期看，私人资本输出引致了资本输入国的生产能力提高（即便暂不考虑它降低了资本输出国的生产能力和产品出口能力），不仅使得后者对资本输出国的产品需求减少，而且可能提高它对资本输出国的产品出口能力；随着私人资本输出的增加，这种情形持续加重，在引致资本输出国的贸易顺差减少的基础上可能出现贸易逆差。这又回到了特里芬难题之中。
从资本项中的政府资本输出看，通过政府间的贷款、购买他国政府债券和无偿援助等方式，可以将一国的货币输出到另一国家。如果政府资本输出用于直接的商业性投资，它的后期效应与私人资本输出相仿，因此，需要假定政府资本输出不是用于商业性投资以扩展资本输入国的生产能力，而是用于增加资本输入国的公共项目投资和公共福利。
在此背景下，的确有助于破解特里芬难题中的货币供给问题，但依然存在三个有待破解的难题：其一，由政府资本输出所供给的国际货币在各国的配置、数量和时间连续性等方面能否满足各种国际经济活动的需要，这种货币供给方式是否可持续？其二，资本输入国在生产能力不提高的条件下，如何保障债权国的债务清偿？一旦不能如期清偿，是否将引致资本输入国的主权债务危机，而资本输出国政府又用什么机制来化解此类危机？其三，通过无偿援助方式提供的国际货币在各国配置、规模、连续性等方面是否具有可持续性？2010年以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对此已做出了实践的回答。
从金融项看，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各类经营性机构通过购买资本输入国的各类金融产品（如公司债券、政府债券、股票及其他金融产品）可以通过金融交易将货币输到需要国际货币的国家和地区，但其后期效应与私人资本输出大致相同。
第二，国际货币通过哪些路径回流到发行国，其效应能否破解特里芬难题？从贸易项看，国际货币通过贸易路径回流到发行国，意味着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贸易顺差，在信用货币为国际货币的条件下，这种情形只能在有限年份中出现，不可能长期发生，因此，不具有可持续性。从资本项的私人资本输入看，它意味着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生产能力扩大，结果将是出口能力增强和贸易顺差，由此，国际货币进入国际市场的路径又被堵塞。从资本项的他国政府资本输入看，它意味着国际货币发行国政府需要对应地发行政府债券，由此，引致财政支出扩大，并在财政支出政策扩展的条件下引致国内经济运行格局发生失衡性变化。最后，从金融项看，如果国际货币回流是通过购买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公司债券、股票及其他金融产品的路径实现，那么，情形与私人资本输入相似；如果是通过购买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政府债券等路径实现，那么，情形与政府资本输入相似。不难看出，国际货币回流的各条路径效应，通过倒逼机制，将对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经济运行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即便如此，也还不能破解特里芬难题。
将国际货币流出和流入两方面情况结合起来分析，可以看出，在主权国家的信用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条件下，特里芬难题是不可能破解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超主权货币提供了一个可讨论的思路。但这一思路的难题是，这种超主权货币如何发行和回流？以SDR为例（且不说SDR的基础依然是各种主要的主权货币），国际货币经济组织既无贸易路径也无投资路径，如何发行SDR使其流入国际市场，又通过什么路径使其回流？也许，超主权货币在全球一统（即不再存在国别区分）的条件下是可行的，但这显然不是现今之事。
将国际收支表中反映的开放型经济中内外经济交互运行的机理和美国国际收支表中反映出的趋势性变化，运用到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对中国经济发展而言，至少将发生三方面情形的严重逆转：其一，对外贸易由长期顺差转为长期逆差。贸易顺差是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机制。但如果人民币要进入国际市场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货币，贸易逆差就成为一个必须考虑的选项。在贸易逆差之下，中国国内将出现大量的产能过剩、职工下岗和居民收入降低等趋势，由此，可能形成中国经济发展与贸易逆差之间的矛盾。其二，储蓄率由长期高位运行逆转为长期低位运行。中国储蓄率长期位于40%以上，2012年更是超过了50%。根据GDP的恒等式“消费+储蓄=消费+投资+贸易顺差”的原理，既然贸易逆差转为常态现象发生，那么，恒等式就将由原先的“消费+储蓄=消费+投资+贸易顺差”转变为“消费+储蓄+贸易逆差=消费+投资”。随着不断扩大国际贸易额对人民币的需求量增大，中国的储蓄缺口将长期延续，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自给能力的持续降低，由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严重挑战。其三，中国将从长期债权国逆转为长期债务国。流出国门的人民币直接意味着中国对他国和地区的负债。为了对冲长期贸易逆差，不仅国内居民的负债消费需要扩大，而且政府部门的负债消费也需扩大，由此，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看，中国将转变为高负债国。另一方面，为了满足海外人民币资金投资于中国金融市场的需求（建立人民币回流的一个主要通道），各种金融产品的超规模发行和交易也是必然的，但由于实体经济部门有着空心化的趋势，难以有效支撑这些金融产品的长期发展，所以，中国在高负债的条件下将步入美国金融危机已展示的情景。
如果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要达到与欧元相仿的数量，假定这些各国和地区储备的人民币转手投资于中国的国债，那么，按照2012年9月的数据，中国就应多发14514.6亿美元（约9万亿元人民币）的国债。这些数额的国债远大于截至2012年底的国债余额和2012年的国债净发行额，由此，将引致中国的财政收支结构、金融市场乃至宏观经济运行的重大调整。不难看出，即便不说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美元、欧元等国际核心货币的竞争打压及其他困难，仅从这三方面逆转就可看出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影响。
上述分析让我们又回到了前一节的问题，即人民币国际化的利益取向。人民币国际化是一把双刃剑。人民币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中国可以通过拥有国际货币发行权来缓解国际收支的赤字，提高本国货币政策对国际经济走势的影响力，通过人民币的回流机制安排推进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发展，使其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推进国际经济规则的调整完善；但同时，中国也将承受着作为国际核心货币发行国所面临的众多棘手问题。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不应简单关注各种可见的利益（更不应以这些利益为取向），而应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充分发挥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促进国际经济运行秩序和发展秩序的方面的国际义务。
国际经济关系
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
就作为国际的交易货币而言，早在中国的各个边境贸易中，人民币就迈开了国际化的步伐。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国际交往的扩大，人民币在一些国家或地区成为重要的支付货币和结算货币；尤其是2009年以后，在加大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和央行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安排下，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既便利了双边贸易活动和投资活动，维护了区域金融稳定，也为探讨将互换货币兑换成储备货币留下了空间。
在外贸领域，人民币进入国际市场面临着两难选择：从进口角度看，运用人民币购买他国和地区产品是人民币进入国际市场的最顺当路径。但面对着中国储备着巨额持续贬值的美元等外汇资产和人民币尚处于升值区间的现实，运用人民币购买海外产品，无疑意味着利益的对外输送。从出口看，在对手方缺乏人民币资金的条件下，难以用人民币结算；即便对手方拥有一定数额的人民币，也很容易在数次交易后再次处于缺乏人民币的状态中。由此，中国面临着或者通过利益输出来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交易规模，或者人民币难以进入国际贸易领域的难题。
通过央行间的双边货币互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开外贸领域的难题，但它依然有着较大的局限性：其一，互换货币的使用受到双边关系的限制，难以在多边贸易中运用，更难以成为国际市场各类主体之间展开货物、劳务和金融等交易活动中自由使用的货币。其二，互换货币侧重于总额结算，尤其是央行间的结算，难以发挥交易货币在每笔交易中的定价、支付和计价等多重功能。其三，根据央行间的货币互换协议，互换货币使用有着比较明显的期限限制。中国已签订的货币互换协议期限均为3年，期满后在双方均同意的条件下还需续签。因此，互换货币还不是期限不受限制的国际货币。
从国际经济发展史上看，早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就已突破了商品输出的限制，推进了借贷资本输出和生产资本输出，在缓解贸易保护主义引致的各种纠纷、提高对国际市场资源配置的能力、支持商品输出的同时，也推进了本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德国马克、法国法郎等的国际化都曾得益于这种资本输出的国际效应。二战之后，日元的国际化进程与资本的大量输出也是分不开的。中国有着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仅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的部分就达1.8万亿美元。从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看，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既严重影响了中国人民银行运用资产进行货币政策调控的能力，也制约着中国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能力提高。
面对金融危机尤其是欧债危机背景下的全球资金紧缺和公司并购、资产重组契机，加大人民币借贷资本输出和生产资本输出，是一个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有效路径。19世纪末，借贷资本输出有着“一只牛剥两张皮”之说，如今则有着剥三种皮（即利息、汇率和利润）的操作空间。中国在海外的金融分支机构已超过了1000家，有着广泛的区域分布，同时，也有着丰富的金融运作经验。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人民币借贷资本输出，由此推进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性选择。生产资本输出，既有助于缓解国内资源性产品紧缺的状况，推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精细技术，建立自己的国际营销渠道，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资源配置能力，又有助于提高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力和中国经济对国际社会的贡献程度。
毋庸赘言，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角度看，中国应更加重视借贷资本输出和生产资本输出，使得在对外贸易中人民币国际化损失，能够通过资本输出路径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
人民币国际化的真正目的
作为当前的一个重要议题，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有了许多研究，但在其中，关于货币国际化的实际成本和收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空白与误区，这也导致了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真正目的的模糊认识。基于权益配置机制的视角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承担国际货币的角色就意味着需要对各方利益做出协调，那种单纯从自身利益视角出发的货币国际化不仅不可取，而且也往往是不现实的。更具体的分析表明，诸如铸币税这些货币国际化的主要收益，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行路径中不仅难以实现，而且还可能表现为负向的亏损。特里芬难题也意味着人民币的对外输出可能要以国际收支和国内金融结构的重要调整作为代价。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真正目的，应该是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运行秩序稳定，履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
总体上，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负重涉远的过程，其中不免有着各种各样的摩擦和曲折。我们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切忌不切实际地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可能给中国带来多少利益，忽视它可能引致的利益损失和给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忘却这一进程是中国在发展中履行大国国际义务的宗旨；另一方面，切忌在情感的支配下一味追求这一进程的加速，尤其是切忌将“人民币国际化”强硬地列入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范畴之中，在政策面上运用政府行政机制强推这一进程。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