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平衡促改革和稳增长的关系将是关键性的考验。全面深化改革，恐怕先要考虑建立一种科学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考虑每项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统筹安排各项改革的节奏、力度、先后顺序及其彼此间的配合，对经济具有扩张性的改革措施先行，对经济具有紧缩性的改革措施缓行，在既定的改革成本下，尽最大可能让更多的人从中获益；或者在改革收益确定的情况下，使改革的成本和阻力尽可能地小一些，避免引发社会群体的大规模利益冲突。

  □王 军

  中国改革进入了“啃硬骨头”、“涉险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矛盾、风险和阻力都像海上的冰山一般，其庞大身躯以及水面下也许更为巨大的部分，悄然浮出水面并横亘于中国这艘巨轮面前，提醒着国人万不能忽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一家美国机构近期甚至发布报告，将中国改革的不确定性列为今年全球十大风险的第三位。对此，我以为不能以危言耸听视之。当下，我们确实应高度关注改革进程遇阻与经济增速回落叠加的风险。

  有必要强调的是，尽管改革有利于经济中长期的增长前景，但中国经济长期积累形成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毕竟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综合治理。一方面，既得利益群体维持现状的意愿仍很强烈；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在短期内甚至可能将对经济增长、企业盈利和居民切身利益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还会损害一部分既得利益。当前，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财税、金融、国企、收入分配、资源性产品价格等领域的改革所遇到的阻力或风险，又与当前宏观经济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期”叠加交织在一起，使得改革所面临的挑战尤其艰巨。

  因此，如何平衡促改革和稳增长的关系将是关键性的考验。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考虑每项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统筹安排各项改革的节奏、力度、先后顺序及其彼此间的配合，对经济具有扩张性的改革措施先行，对经济具有紧缩性的改革措施缓行，尽量减少和缓和改革对宏观经济的短期不利冲击。

  为顺利、彻底调整长期以来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决策者别具匠心地设计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这样极富中国特色的决策和执行机构，并且又下设了六个分项改革“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在不同部门，可谓煞费苦心。然而，依然有一些操作环节和技术细节让人担忧。

  比如，尽管这些“办公室”可能没有自身的部门利益，但往往也意味着在前台操刀设计并组织实施的这些部门及其领导人，可能因远离一线实际工作部门及其领域，未必能准确把握改革的历史过往及其现实矛盾，其改革思路和开出的药方能否对症下药、其协调各方面各部门各种利益群体的能力和方法能否手到擒来，其推动工作的手段和落实举措是否针针见血，都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又比如，在强调所有改革都需顶层设计并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的同时，如何调动好各地方各部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如何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如何避免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强的改革大业碎片化、线性化、程式化，社会各界难免有很多担忧。再比如，在一些部门和地区中不乏观望、等待的消极心理，这些微妙的心理夹杂着反腐风暴、简政放权等中央层面的重大部署，其谨慎心态就更容易理解了。从经济学成本—收益角度分析，为使社会各阶层充分享受到改革的红利，恐怕先要考虑建立一种科学合理的改革成本分摊机制。在既定的改革成本下，尽最大可能让更多的人从改革中获益；或者在改革收益确定的情况下，使改革的成本和阻力尽可能地小一些，从而避免因改革引发社会群体的大规模利益冲突。这需要社会各利益相关方充分地博弈与谨慎地平衡，当然也需要决策者极高的政治智慧。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是要重视和防止行政部门架空改革。长期以来我们始终没能很好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与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前所未有地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只是实际情况很复杂，解决起来并不容易。以往的经历看，最有可能颠覆这一重大理论创新的，采取各种手段削弱、曲解、拖延和驾空改革本意和改革精髓的，往往就是政府中缺乏必要制约和监督的行政部门。以前人们总爱说政策落实需要打通“最后一公里”，但现在的情况似乎是，改革与发展的肠梗阻是在“最先一公里”。

  很显然，如何严格限制行政部门的权力，如何防止这些行政部门利用部门的“解释权”来歪曲改革并夹带部门私货、利用技术性理由对抗、拖延改革，应引起最高层的高度警觉。尽管上述这些担忧有些是初露端倪、有些是线性外推、有些是技术问题，但不能低估其背后所反映的改革的阻力和挑战。

  归纳起来，笔者认为，真正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在于建设法治国家。真正落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政府就得真正敬畏法律、遵守法律，让一切社会组织、企业和每个公民，都能真正敬畏法律、遵守法律。只有彻底落实法治，保障宪法权威、司法公正、行政公平，有了这个基础，才能以制度化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和掌权者有效的监督、制衡和约束，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由此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建立起合理利益表达、正常施加压力和良性社会博弈的机制，进而从根本上破除权贵资本主义。而要消除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既得利益，这意味着改革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同时也是改革的对象。

  当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和不当干预，并不代表政府将无所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后，还有一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具体说来，就是在排除对市场过度干扰的同时，“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

  因此，建设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意味着必须以法治的理念和精神指导改革，用法律的形式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并用法律程序、法律规则矫正政府随时可能出现的越位、缺位和错位。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也要借助社会各界期盼改革、支持改革的强大势能，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真正推动各项改革方案的落实和执行，克服巨大的旧体制惯性与利益集团的阻挠，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重塑政府与企业关系，以建设法治政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这，将是未来我国最终创造改革红利、释放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

  （作者系中国国家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