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丹尼·多林《不公正的世界》

  ⊙胡飞雪

  从长时段看，人类社会、历史是运行在由前（未来）、后（过去）、左、右构成的四边形的中间线上，右边的人主张、追求的价值，即自由和效率是很好的参照线，左边的人宣扬、推崇的价值，即平等和公正也是很好的参照线。从这个意义上看，对常常容易陷入肤浅、义气的左、右之争的某些国人来说，左派公共知识分子、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丹尼·多林《不公正的世界》应该是贴有效的解药。

  丹尼·多林和同事们一起创建的worldmapper.org网站，提供了诸多关于世界之最的权威数据，他还是世界卫生组织从事健康均衡性分析和研究的科学资源组织成员之一，因此他在这本书中依据大量数据和事实所做的分析有较强的说服力。虽然主要研究美英富裕社会，很少涉及中国，但其对不公正的理性探讨对我们却不失其镜鉴价值。

  在丹尼·多林看来，今天的富裕社会的本质是“不公正”，有新五大弊病：精英主义、排斥、歧视、贪婪、绝望。相应的，这五种弊病会产生其受害群体是问题少年、受排斥的人、被抛弃的人、负债的人及抑郁症患者。这就是这个时代表里不一的体现：学者名流经常说反对精英主义，实际上却在鼓吹精英主义；官员说要减少排斥，实际上却在制造排斥；街头游行假意不抱有偏见，实际上却助长怨恨；人们对贪婪习以为常，学术规范却为此言辞闪烁；视那些对此提出异议的人为不面对现实的人。

  丹尼·多林认定，社会不公正的第一根源在人生起跑线上。在精英主义条件下，人们通过对少数人的敬仰来夸大先天性差异，使其持续存在并发展壮大，教育不关注学问，而更多研究种族隔离、并且授予少数人极高的地位。精英主义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你认为只有少数孩子具有特殊才能，你就会集中资源培养这些孩子，他们会因此显得优秀。他们一定会通过测试，因为测试就是为了让一定数量的人通过而设计的。年轻人在学习得到赞扬后会表现得更加积极，由此通过学习会变得更聪明。他们被轻视时就会变得消极，学习兴趣也会降低，他们测试的成绩就不会理想。人类，尤其是儿童，渴望获得认可与尊重。告诉孩子他们在班里的排名较低等于是告诉他们没有赢得尊重。

  针对精英主义教育的弊病，他开出的药方是平等教育：世上没有超能力的人。如果我们在一起而不被地位、等级或教室隔开，我们会工作、生活得更好。每个孩子都有非潜在的能力、资格或才能，理应不受限制地学习，随时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不是被隔离。

  社会不公正的另一根源在不平等的经济舞台。收入不平等的日益扩大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被排斥在社会规范之外，扩大并加剧了深受新式贫困之害的社会等级分化：新贫、负债、被排斥。从前，贫困主要指的是买不起生活必需品的人；而在普遍富裕社会，贫困指的是买不起“边缘商品”的人。在100多年前，是否买得起邮票寄信是判断一个人贫富的分界线，而在今天，海外旅游和两辆私家车成了彰显富有和社会地位的标签。而为了彰显富有和社会地位，负债也成了手段和选择。何以用负债来显摆呢？答案不是出于对真实富有阶层的嫉妒，而是出于维护自尊的需要。换言之，是对抗排斥的需要。富裕国家不平等的程度越高，穷人对财富提供安全感的期望就越大，把努力成为有钱人作为最终目标的人就越多。社会地位成为衡量多数人决定在不平等社会接触陌生人时如何打交道的标准。越是不平等的社会，人们就越是避免眼神交流。面对地位比自己高的人，人们更多的是看他们的脚，而不是看他们的脸，并从衣着打扮与行为举止、从他们的居所与座驾（即身份暗示）来确定他们优越的社会地位。

  在丹尼·多林看来，美英富裕社会的经济极不平等造成了两个恶果：对中下层群体来说，为了维护尊严（就是拥有其他人拥有的东西，就是拥有被认为是正常的东西），已分不清什么是想要的，什么是需要的，为此即使负债成为房奴、卡奴，也在所不惜。对上层少数占有较多资源财富的家伙来说，他们不会选择限制消费而会选择限制资源财富较少的人的消费。

  全球化的推动力量是贸易往来、经济扩大，可是不幸得很，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歧视也随之扩散至全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让少数菲律宾移民去日本但不再去“3K行业”（指肮脏Kitanai、危险Kiken、繁重Kitsui）工作的时候，日本的种族主义再度高涨起来。几乎所有的富裕国家的相当一部分人总是自我感觉高人一等，毫不掩饰地对来自发展中经济体、落后贫穷国家的移民显示他们的优越感。

  有没有消解种族主义国际歧视的良方呢？作者较悲观：人类很轻易会产生歧视，仅仅一个有魅力的人就会轻易让大多数人为之倾倒。在商务学校和经济系，越来越多集中的是那些比较自私的人，而这些比较自私的人是无法指望用以消除歧视的。

  华尔街的主流观点是“贪婪不好听，却是个好东西”，但在作者看来，以贪婪为主导的生活方式混淆了欲望与需要，是极为有害的：“真正富有的生活并没有那么美好。多数在极不平等社会里的富有的人，在比较平等的社会里不那么富有，会生活得更愉快。” 为此，作者举了正反两个例子，在比较平等的日本社会，由于公共交通非常发达，开车根本就没有必要，很多买得起车的人选择不买私家车。在不平等的美英社会，富豪们大多选择溺养宠物，因为这些富有的人亲缘关系相当紧张，充斥着金钱利害的算计，而宠物狗不会算计主人的钱财。

  基于以上的分析，丹尼·多林提出了他的结论性观点：由于人类对日益增长的精英主义、排斥、歧视与贪婪没有精神上的免疫能力，以至于很多人强烈地抱怨由不公平与不平等构成的大多数富裕社会阶层里，所有人都会对精神健康的人群有“剂量反应”：不平等的药剂量越大，心理健康欠佳的反应就越大。丹尼·多林以他所掌握的数据资料分析证明，在不平等的富裕国家，心理健康状况最糟糕的是美国，而不健康心理程度最轻的是那些社会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国家。尤为令人惊骇震惊的是，在富裕社会，人们的心理疾患如抑郁有早发、普法的趋势迹象，何以如此？据丹尼·多林观察，罪魁祸首是发达经济体中的广告业。正如一位广告公司总裁坦诚相告的那样：“最好的广告就是让人们感到没有他们的产品，你就是个失败者。孩子们对此尤为敏感……你戳中情感弱点，这很容易对孩子做到，因为他们情感最为脆弱。”另一位广告人也赤裸裸地说：“在我们的商业文化中，孩子们被视为可利用的经济资源，就像铁矾土或者木材。”

  较早指出次级贷在美国不能持续的美国学者艾文·怀利尝言，他所做的一切是“采摘别人的花，而只有捆绑花束的丝带才是我自己的。”丹尼·多林引用的数据、事例和观点也是采摘于多个国家，但“不公正”的“丝带”却是他本人的。在他眼里，产生不公正的所有社会不平等的五大面具都有清晰而紧密的关联：当精英主义培育了排他性，排他性激化了偏见，偏见孕育了贪婪，贪婪——由于财富既不是终极奖励又使那些没有财富的人感到更没有价值，因此造成绝望。结果，绝望阻碍着我们有效地消除不公正。这实在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丹尼·多林写本书当然绝不仅仅为了揭露，他的宗旨是要启发世人思考：“尽管我们中没有人是超人，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是重要的。消除不公正所需要的一切都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为此，他要打破精英主义唯我独尊的神话，消解其制造的偏见和歧视，进而为更多的人重建自信，引领更多的人学会积极思考，并采取积极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