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肯尼斯·R·胡佛《凯恩斯、拉斯基、哈耶克：改变世界的三个经济学家》

  ⊙潘启雯

  将两个或多个人物并列作传，古已有之，司马迁的《史记》开创列传体例，为历代正史所承续，成为中国史学的基本传统。古希腊思想家普鲁塔克的《比较列传》（又称《希腊罗马名人传》或《希腊罗马英豪列传》）更有极富想象力的穿越比较。美国西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教授肯尼斯·R·胡佛（Kennefh R·Hoover）的《凯恩斯、拉斯基、哈耶克：改变世界的三个经济学家》也是多人合传，但写法颇为巧妙，且独具特色，其基础是历史的真实与巧合。

  假如有网友发动组织投票甄选“20世纪最伟大的百位经济学家”，凯恩斯、哈耶克等人得票数一定会比较靠前。他们代表了截然不同的治国思想，且针锋相对、短兵相接，而对思想阵地的拉锯争夺，绝非只是关联学界领袖的地位和名誉，而是关系国家的走向与人民的命运——“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陈寅恪语），对他们而言，这是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他们所代表的思潮流派，“奠定了20世纪政治领域左派、右派和中间派的基础”，深刻影响了近一个世纪的世界格局。也因此，本书并不是简单地为这三位经济学家作传，还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经济思想如何与政治结合并最终意识形态化？

  想比凯恩斯、哈耶克，我国读者对拉斯基相对陌生。其实，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拉斯基是这三个学者中对中国影响最早也最大的。无论是《主权问题研究》、《现代国家的权力》，还是《政治典范》、《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抑或《论当代革命》，在当时，“拉斯基的著作是出一本中国就翻译一本，早在1931年，中国就有研究其政治思想的专著出版”。当年中国知识界有此共识，即“理想的社会即是拉斯基所主张的：英国的宪政民主加苏联的计划经济”——可见拉斯基对当年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深远。

  为什么拉斯基变成社会主义政府的理论家和倡导者，哈耶克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的理论家和倡导者，凯恩斯成为调节两者的理论家和倡导者？他们的理论如何被政党采用而成为意识形态？胡佛借鉴了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研究方法，运用“身份形成”理论来研究思想的意识形态化这一过程。在“身份、思想与意识形态”这一章中，他花了较大篇幅来介绍身份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由于意识形态是对价值观、制度及政策的肯定性信仰，所以对某种意识形态的信仰就是身份的确认过程。“具有身份的集体，不论是地域、宗教、种族、民族、性别、阶级的身份，还是意愿上的身份，都在形成接受和排斥、肯定和歧视、支配和反抗的模式的关系网中相互影响。”即身份的形成是“身份和社会、身心的才能与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双向作用”，是由个人特征和社会环境共同塑造的结果，尤其是社会的塑造，所以个人被个人特征和支持性社会之间的稳固关系所固定，身份就显现了。

  凯恩斯出生在贵族家庭，自小即被视为“天才”，学习经历非常顺畅。从伊顿公学到剑桥国王学院，大学期间加入“使徒社”，其后进入英国财政部供职。凯恩斯的经历非常平坦，自始至终是以“智力精英”的身份出现。凯恩斯的私人生活发展使他更强调理性、调和。拉斯基出生于英国犹太名门世家，虽也在牛津大学受到非常好的学术训练，但他始终是以反叛的面目出现，反叛自己的家庭，自身所处的同质化社区，与比自己年长的女权主义者弗里达“私订终身”，最终迷上达尔文和马克思的激进主义主张，“形成了拉斯基自己文化身份的覆盖物”，所以“拉斯基的童年给了他反抗社会的文化工具和动力。”哈耶克出生在奥匈帝国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医生，也是植物学权威，这对哈耶克早期的学习方向产生了影响，使他能将自然界的演化规律与人类社会连贯发展模式结合起来。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西方社会出现就断裂，资本主义自由放任政策破产，知识分子都在寻找拯救破败的经济社会制度的方案。这段时期，由于对资本主义的普遍不信任，导致法西斯主义迅速崛起。此时凯恩斯不断从财政、稳定物价、金本位、自由贸易等问题入手，为政治经济的稳定寻找新的理论依据，为国家制定新计划方案，并逐步形成了他的思想理论体系。

  他的资源配置由政府干预，从而激活闲置生产力，刺激个人消费和个人投资的思想，从30年代开始激起了一股新兴力量。而拉斯基主张融合改良与革命的设想赢得了更大支持，他主张的激进社会主义运动，在当时成为影响更为深广的政治运动。而哈耶克则逐渐成为古典自由主义者认定的旗帜，但在那时相对不那么显眼，对凯恩斯的反对也不是那么有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之后，拉斯基加紧推进对社会主义新秩序的创造，哈耶克则对个人自由及与个人自由相伴的适应和生存能力的衰退作了精湛的分析。凯恩斯则更关注使政治、经济力量更加合理化。从三位经济学家的“经历和思想的发展”及“身份标识”，可窥见在时代风云变幻下，他们生活与精神或和谐对接或灵肉割裂的事实。

  真正的智者，一生都在思考。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发展，为凯恩斯、拉斯基、哈耶克思想提供了充分的试验场，由此形成了由这三人所代表的意识形态观，即拉斯基代表民主社会主义，“支持以社会化经济替代资本主义的以民主方式作出响应的国家”。凯恩斯是政府调控的主导者，“明智的政策制定者能够使国家和市场达成和谐，并将其从缺乏卓识的人的‘愚昧无知’中解救出来。”哈耶克则坚定支持市场，反对政府管制。从政治经济发展来看，20世纪的核心议题是现代社会基本体系的取向、市场和政府的取向、塑造两者之间关系的调整者的取向。政治被定义为“政府和市场、管制和‘自由’、阶级和大众之间的选择的历程”，政府为先还是市场为先，便成为党派政治的本质。而凯恩斯、拉斯基、哈耶克三人的思想就是这一选择过程的体现。因此，胡佛认为，三人的思想逐步与政治相结合，并被其所代表的政党团体所认同，从而意识形态化。

  经济学家们往往从自身所处的环境或现实背景出发构建经济理论框架，奠定经济理论发展的基础。胡佛认为，经济理论的发展就是经济天才根据经验和天赋，对时代和环境提出的先知般的解释，从而有效应对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被作者称为“恐惧”的时期，经济学家们寻找到的经济理论在应对经济萧条、金融危机，在寻找出推动经济增长的方法上似乎更加得心应手。不过，“他们每个人的思想遗产的核心在于现代社会基本体系的取向、市场和政府的取向、塑造两者之间关系的调整者的取向。在21世纪的开端，他们的思想遗产无处不在。拉斯基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崩溃，哈耶克对市场的推崇成为现在占主导的趋势，而凯恩斯的创造——调控的政权——的标志是他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目前流行的反对精英阶层及其全球化项目的焦点。”因而，在从二战结束至今这段被胡佛称为“信心”的时期，凯恩斯、拉斯基、哈耶克等延续过去的研究，不断修正经济理论框架。

  经济学家虽没有军事家的刀剑、政治家的权柄，但他们的经济思想往往可以“改变世界”。就像美国政治家马歇尔所说，经济学理论可以“为人类整鞍备马，将之送上文明的坦途”。据胡佛的总结，凯恩斯、哈耶克、拉斯基三人生平各异、思想也彼此对立，可他们居然能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而容纳他们的国家居然也先后从他们对立的，看起来如此“不兼容”的治国思想中获益匪浅，堪称奇迹。这个事实对于认识我们自身的社会现实，探索发展道路，启示意义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