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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十二五”规划已经执行过半，一些智囊机构开始为“十三五”做调研准备。其中一个话题就是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趋势与数值区间。这是一个技术活，但它的意义并不简单，将影响对经济走向的判断和政策选择的判断。这其中，一些对中国经济高度关注的境外机构也提出了不同看法，意见可资参考。
有所感慨的是，这段时间看了一些东西，发现无论是境内机构还是境外机构多数分析都局限在经济本身，这并没有错。但中国改革开放36年，发展到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五位一体”也就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协调均衡发展，这在“十三五”及以后更长时间内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因此，分析潜在增长率是不是视野应更宽一些？因为来自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改革也会带来巨大的潜在需求，这个因素不能忽视。
——亚夫
■境外研究者普遍认为，外部需求减弱、人口增长速度趋缓、以及人均资本下降等因素将导致未来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外部冲击和成本冲击作为影响潜在增长率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同样值得关注。
■对于未来中国潜在增长率的变化程度，不同机构、不同专家的看法有所不同，大部分介于5%-8%之间。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还有潜力可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以及不平等状况的改善，中国未来潜在产出增长率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改革，特别是结构化改革，成为影响未来的关键。改革的内容将非常复杂，涉及投资依赖向消费拉动的转变，医疗养老等保障制度的完善，市场主导地位的确立，环境恶化的遏制以及危机影响的缓释等。这一切都需要坚定的决心和巨大的努力。
■研究潜在增长率为“十三五”做科学准备。一是对“十三五”期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进行预测必须采用科学的方法。二是测算我国“十三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必须考虑外部冲击和成本冲击的扰动效应。三是中国存在较大的产出缺口，缺口的关闭可能仍然需要一些时间。应抓住时机，大力实施结构性改革，让消费成为经济的重要推动力，加快技术创新，摆脱对投资的过度依赖。
□刘鹏
对未来我国潜在增长率的不同测算结果
1、潜在增长率介于5%-7%之间
欧盟智库布勒哲尔研究所的执行主席贡特拉姆·沃尔夫认为，中国正面对一个严峻的时刻，即从过去依赖投资的经济转向一个依赖消费实现增长的经济。这需要非常复杂的结构性改革。如果改革成功，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将保持7%左右的增长，如果相关问题无法很好解决，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将会回落至5%-6%。
野村(Nomura)资本市场研究所关志雄认为，中国在2014年设定的7.5%的经济增长目标与中国的经济实力比较相符。同时，尽管未来几年中国有可能通过公共投资等手段实现超过8%的经济增长率，但202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预计将降至6%左右，这主要归因于人口结构的变化。
2.潜在增长率介于7%-8%之间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张军认为，未来10年中国GDP的潜在增长率大约在7%-8%范围内。他认为，尽管各种估算方法的结果不同，但都可得出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10%-20%，而且中国不同地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比较明显，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潜力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
根据经济增长模型，要素投入和TFP（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趋势是决定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关键因素。从要素投入来看，资本在未来10-20年会遵循收敛假说缓慢减速；随着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人口中劳动年龄的人口持续减少，劳动力未来10-20年将逐渐停止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所以，潜在增长率水平将主要取决于TPF的增长率变化。
过去30年中国TFP的平均增长率约为4%。未来10-20年估计很难保持同样的增长率，但实现2%-3%的可能性很大。依据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仍有空间，技术进步有待进一步发展；第二，中国人均资本存量的配置仍不平衡，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比也较高，未来可提高的空间仍比较大。在走出当前外部冲击低谷和城镇化进程的双重条件下，未来1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应该能够保持在7%-8%。
世界银行东亚局前首席经济学家霍米·卡拉斯通过历史比较法对比了韩国和日本的发展轨迹后认为，中国在1993年人均收入水平与韩国1965年持平，中国落后韩国28年，至2008年两国该指标差距仍为28年。如果中国如韩国追赶日本那样追赶韩国，中国将在2019年达到9400美元的人均收入水平。
又通过增长核算法得出，预计到2020年劳动力数量将保持每年0.25%的增速；如果资本存量保持1995-2005的增速，到2020年之前将会净增加GDP的9.4%（扣除折旧）；同时假设至2020年之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将保持每年4%-5%的增速。2011-2020年的10年中，中国实际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可以达到8%。与韩国1980-1990年8.3%的水平大致相当。届时中国将极有可能赶上或者超过韩国。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认为，简单拿中国与韩国日本类比得出潜在增长率的算法并不准确，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比绝对差距更为重要。鉴于韩国和日本本身与美国仍存在较大差距，中国不仅存在更大的赶超空间，而且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经验，保证后发优势。
尽管劳动人口未来会出现下降但影响不宜夸大，人力资本积累会抵消劳动力数量下降的影响，实物资本积累特别是基建投资将继续提升增长潜力，城镇化能推进劳动力转移从而提升劳动生产率，改革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所以，虽然当前中国的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水平。未来3-5年，中国仍有望保持8%-8.5%的潜在增长率。2018-2022年有望保持8%的潜在增长率。
3. 潜在增长率在低于10%水平上维持一段时间后逐渐减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没有直接计算未来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而是对2001-2011年的潜在增长率进行了测算。IMF结合了生产函数法和滤波技术，用来估计中国的潜在产出。同时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个方面来考虑对潜在产出的估计。经IMF测算，中国在2001-2011年的平均潜在增长率大约为10％。潜在产出持续增长，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开始时中国的实际GDP增长率已经下降到9.3％，但潜在产出仍达到了约10％。
不过，在2008年，政府制定的庞大的投资刺激计划虽然支撑了经济的增长，但在很多领域实际增速均超过了潜在产能。在2011年末，中国的经济实际增长低于潜在产出5%左右。当如此高的潜在增长面对活动放缓时，其直接后果就是经济的大面积疲软。中国已经经历了产出缺口结构最好的十年，展望未来，中国产出缺口的关闭过程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之外部需求的不再持续，这个缺口正在关闭。
影响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
欧盟智库布勒哲尔研究所的执行主席贡特拉姆·沃尔夫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无法依赖外部，因为全球的需求增长速度无法赶上中国。过去依赖投资拉动的中国经济不可持续，现在需要转向消费。然而这需要一系列复杂和困难的改革。同时，环境恶化、不平等和社会稳定等因素都是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野村(Nomura)资本市场研究所关志雄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约有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但是目前这一现象已行将结束。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从2012年开始中国15-59岁的劳动力人口已呈现下降趋势。相比较而言，日本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劳动力人口下降这两个现象的间隔是30年左右，但中国却几乎同时发生。因此，中国在时间上没有日本那么大的缓冲区间。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张军认为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受到短期的需求影响，而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主要由供给来决定。因此判断未来10年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需要考虑供给方面的重要因素。传统的估计方法建立在“收敛假说”的基础上，即当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收入水平愈发接近发达国家时，追赶的速度将会逐渐下降。
不过亚洲的事实证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有可能出现急剧下滑而不是平稳下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多都是因为受到了外部冲击的影响，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无一例外。其中日本的例子表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TFP（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而TFP的异常变化往往与外部冲击有直接关系。与此同时，成本冲击的作用则更为持久。中国在2007年遭遇了外部冲击，这是中国经济减速的关键因素之一。人民币升值则是成本冲击的重要推手之一。2008年之后全球金融危机所导致的需求危机进一步加深了这一成本冲击。可以估计，2007年之前的5年时间，中国的TFP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减速。
世界银行东亚局前首席经济学家霍米·卡拉斯（2010）指出，韩国和日本的经验表明，从中等收入国家到富裕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发展会减缓。在达到富裕国家接下来的10年能保持大约10%的经济增长，再下一个10年，人均收入每年可以增长6%-7%，中国的情况可能也会类似。从供给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力以绝对数量衡量将在2015年达到顶峰然后下降，预计到2020年将保持每年0.25%的增速。
未来劳动力的关键在于质的提高，通过高等教育或者高生产率行业吸收剩余劳动力来实现；资本存量仍然是人均收入增长的源泉之一；全球技术前沿的提升速度预计为每年1.3%。随着与美国等先进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中国在生产率方面的追赶速度会缓慢下降，但人均角度来看中国的差距依然很大，未来仍将保持每年4-5%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
同时，尽管中国仍然存在较高的潜在增长率，但能否实现尚存在考验。巴西、南非等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表明，中国仍然存在隐忧，如尚未完成劳动力真正的转移，出口产业向内地的迁移，市场的分割，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等等。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认为，影响未来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劳动人口数量的下降，中国将在中长期内始终面临这一问题。2012年已经出现了345万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同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不断上升，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日益显著的压力。
不过他也同时指出，这种影响不宜过分夸大。劳动力数量对潜在经济的影响贡献很小，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这涉及劳动力质量、实物资本、技术进步和制度进步等多种因素。从人力资本角度而言，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有待提高，基础教育相对薄弱。他对投资回报问题较为乐观，但也指出改革面临不少困难。金融抑制仍然盛行，金融风险不容忽视，国企改革和反垄断阻力重重。此外，外部需求依然偏弱。这些都是影响未来潜在增长率的重要因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中国的快速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使得估计中国经济的潜在产出非常具有挑战性。IMF的模型估计表明2001年-2011年资本积累占了潜在产出增长超过57％的比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占38％左右，而劳动投入仅占5％左右。研究认为，2000年以来中国投资比例的快速增长对经济的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有重要的影响，用永续盘存法测算的中国的资本存量表明中国的资本-产出比率在2.25-2.5倍之间，高于其他国家在类似的发展阶段。
有人认为，中国的人均GDP较低，特别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这意味着还有空间进一步加大投资，然而，IMF认为这个结论并不成立。首先，目前尚不清楚相对于发达经济体，中国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快速的投资步伐下人均的资本存量却很低。其次，尽管中国有投资需要，尤其是在基础设施领域。但是，相对于经济基本面和增长战略都较为类似的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在经济繁荣时期的投资太多了，并且也不清楚这个投资是否被有效地分配。
具体来说，自2008年以来，增加的未被充分利用的投资能力在几个关键领域给经济造成了问题。重点行业，如钢铁，水泥和汽车的平均产能利用率在从危机前的接近80％降至2013年的大约60％。产能利用不足，部分反映出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贸易伙伴的需求较低，也部分反映出中国的资本存量超过未来国内需求。在中国的贸易伙伴的需求比危机前更弱的情况下，中国如何成功地再平衡，使经济向私人消费倾斜就显得更加重要。
如何应对潜在增长率下滑
欧盟智库布勒哲尔研究所的执行主席贡特拉姆·沃尔夫认为经济增长必须来自消费。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就必须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包括医疗保障的改革，退休制度的改革，城镇化（即让工人彻底融入城市）的改革等。如果改革成功则可以保持更高的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否则速度必然受到影响。但无论如何，不应该为了追求高增长而忽视环境恶化、不平等以及社会稳定等问题。为此，宁愿选择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要实现更为健康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张军指出，中国经济目前处在十字路口，政府面临着艰巨的考验。但成本冲击和经济减速也为结构化改革提供了机遇。我们应当把握机遇，否则以TFP为主要动力的潜在经济增长将难以实现较高的速度。整体生产率的提升是解决成本冲击最为根本的解决方案。改革的核心是让市场经济真正起到主导作用，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游戏规则，打破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提高效率，降低市场进出门槛。
世界银行东亚局前首席经济学家霍米·卡拉斯认为中国的经济正在面临转型，出口已经无法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如果想依靠国内市场来拉动需求，就必须进一步壮大国内的中产阶级。中国必须运用更多的政策工具，其中有四个战略非常重要：发展中产阶级、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城市化以及规模经济和创新。
对于发展中产阶级而言，首先应当通过缓慢提升名义汇率等办法逐渐提高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其次应该运用财政政策等工具增加居民的资本回报；对于移民问题，重点在于三项政策，一是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农民向城市移民，二是解决户籍制度让移民家庭享受均等的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三是提高农村地区的初中教育水平；对于城市化，决策者应当把重点放在城市的融资渠道和城市之间的竞争上，其中良好的治理和廉政是加快城市化建设的关键，中小企业的融资瓶颈也亟待解决；对于规模经济和创新，地方政府应打破壁垒推动市场整合，必须尽快解决阻碍内陆市场的运输成本问题，职业技术教育的大力发展和积极参与全球化是推动创新的可行之道。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建议，现阶段保持7.5%的增长十分必要，这不仅有利于巩固经济向好势头，稳定市场预期，也为未来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改革方面，一方面，加快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开放等金融领域的改革与开放，特别是债券市场的发展对于亟待解决的融资难问题意义重大。同时不断完善监管制度，加强市场培育和国际合作，引进先进经验和人才；另一方面，加快国企改革，培育市场主体地位，打破垄断，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中国产出缺口的关闭过程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显然此时已经需要政府采取超常规的需求管理工具。实际上，产能过剩是经济对投资严重依赖的反思，是对鼓励各种成本优势，包括低成本的资金、劳动力、水电、污染、能源、土地和税收优惠等一系列措施能否可持续的质疑。因此，在关闭产出缺口这一大背景下，亟须加快结构性改革以促进经济再平衡，让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由投资转向消费，但这同时意味着可能出现更低的潜在产出增长速度。
研究潜在增长率为“十三五”做科学准备
一是对“十三五”期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进行预测必须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模型选择。潜在产出水平和产出缺口的估计方法繁多，在具体的模型选择和实证研究中要首先根据自身研究客体的特征和研究目的，对不同的估计方法进行甄选，选择假设前提和理论依据最为接近，测算结果更为准确的估计方法。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结构变化并不适用于传统的估计方法，必须根据中国的特征进行方法上的创新。
二是我国潜在增长率在短时间内快速下降2-3个百分点极有可能与危机的外部冲击及之后政府和市场的应激反应有关。应该看到，危机冲击对世界潜在经济产出的下降影响明显。金融危机对潜在经济产出带来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正向效应，也有负向效应，但总体而言是负向效应。各国政府在实施经济措施和安排财政预算时必须意识到这种效应带来的影响，不能不考虑已经下降的潜在经济产出水平而一味进行单一的经济刺激政策。测算我国“十三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也必须考虑外部冲击和成本冲击的扰动效应。
三是中国在过去的若干年内，潜在经济产出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但投资所占的比重过高，劳动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不够显著。展望未来，投资对经济的拉动能力将逐渐减弱，潜在经济产出增长逐渐趋缓。中国存在较大的产出缺口，缺口的关闭可能仍然需要一些时间。中国应抓住时机，大力实施结构性改革，让消费成为经济的重要推动力，加快技术创新，摆脱对投资的过度依赖。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