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氏社会发展指数尺度下的东西方竞赛

  ——评伊恩·莫里斯两本文明发展史著述

  ⊙徐 瑾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无交汇。”英国诗人吉卜林曾经这样写过。事实是，早在二十世纪这一波全球化之前，东西方早已经相遇，不仅有多次和平交流，更有各类战争冲突。有关东西方文明的比较不乏浩如烟海的讨论，相关著述也汗牛充栋。西方缘何主宰当今世界？东西文明的分流如何发生？东方的落后是长期决定还是短期决定？文化重要是还是地理重要？从学界到民间，大家对于此类宏大话题无不充满超常想象力并有着极强的发言欲。如此情况下，跳出既有框架与研究视角就非常有必要。就此而论，著名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和古典文学教授伊恩·莫里斯的《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及其姊妹篇《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就显得颇有价值。据他的研究，西方的领先根本不存在长期决定论或短期偶然因素，地理显然比文化等人为因素更为重要。

  伊恩·莫里斯抛弃了英雄人物、文化因素以及人口基因等单一而主观的惯常解释因素，他甚至断言，“过去16000年来东方和西方社会发展惊人的相似性，表明两个地区的文化特性并没有很大不同”。他认定人群同源，组成大致相仿，基因并无太大差异，那么剩下的解释因素只有“地图”。因此，生物学和社会能解答全球范围的相似之处，而地理则能解释地区差异，而且地理与社会是两条双行线，“虽然地理推动了社会发展，但是社会发展决定了地理的意义。”

  经济学家的确过分追求简化，历史学家则往往过分沉迷细节。莫里斯的观点初看延续了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的逻辑，但他也有自身特点，不仅提供了可以度量的指标，也提供了很多生动的历史细节，两方面都做得很好。莫里斯选择了长时段的历史比较，从东西文明分野开始，时间跨度长达5万年。他借助别的学科工具，创立了“社会发展指数”，作为东西方发展的文明度量，借此说明财富如何从东方转移到西方，而最近几十年东方的追赶则或许预示了东方有可能在2050年全面超越西方。

  在他的指标中，东西方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竞争状态，西方主宰并非长期决定，而东方也并非长期领先。直到公元6世纪中叶，东方的社会发展速度才超越了西方，“截至公元700年，东方的社会发展程度比西方高了三分之一。”至于1500年之后东方的逐步落后，莫里斯归结为海洋时代的来临，“当沙俄和中国忙于关闭旧的草原通道时，西欧国家正在试图打开一个全新的海洋通道，这一通道的开辟将更剧烈地改变整个世界的历史。”

  所有的争论都是名词之争，何况是东西文明这样的庞大课题。甚至定义何为西方何为东方就是一个难题。据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考察，西方的学术定义超过二十种，其结论是西方“几乎可以被其定义者以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定义”，“西方文明本质上是个知识建构上的混合词，可用来进一步为其创造者的利益服务”。

  为了避免东西方定义的意识形态化，莫里斯将“东方”和“西方”定义为欧亚大陆最东端和最西端的驯养生活核心地区。因此，在他的框架内，“西方”最早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源头地区，随后囊括了今日的欧洲以及美洲、大洋洲和非洲海岸；所谓“东方”，最早是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后来则陆续包括东南亚、菲律宾、朝鲜半岛、日本。

  选定研究目标之后，莫里斯确立了社会发展指数的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信息技术四个特性。这多少脱胎于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但莫里斯一再强调他反复考虑各种因素后才确定这四个特性的。

  莫里斯的框架并非无懈可击，他对于东方的界定显然过于狭窄，对选择的指标如何构成，有多少可信度，学界一直有不少批评和质疑。莫里斯一面做出回应，一面在新著《文明的度量》将社会发展指数延续到之前未被包括在其定义的东西方之内的新世界（如澳大利亚等），并宣称得出一致结论。莫里斯强调，社会发展指数的主要贡献是迫使分析家分析得更加清楚明确，“指数是那些需要做出解释的模式的宝贵工具，那些像我一样持这种观点的人都不得不详细地讲清自己的证据和方法。那些持不同意见者或认为指数设计或运用不合理的人，也能清楚地看到指数是怎样运作的，进而再详细批驳”。

  数据始终是历史研究中的命门，没有数据不足以谈论，但很多数据也是估计，莫里斯的指标也不例外。虽然他宣称的历史数据都是基于估算，但他强调他的误差低于10%，最高不超过20%。对于有心的读者，不妨在《文明的度量》中去比较印证。

  莫里斯抱负宏大，立场也超越了简单东西之分，跳出了长期决定论与短期决定论的窠臼，给予东西文明发展以清晰的历史脉络，试图为未来人类文明发展廓清道路。反过来说，正是这样的宏愿，也让人有时候有些恍惚，文明毕竟是复杂系统，再复杂的指标也难以厘清，何况，非理性的因素在历史进程之中虽然难以度量，却往往十分重要。

  对于国人来说，近代以来的落后成为思想隐伤，文化自卑，近三十年的经济赶超还远不能抚平，社会转型以及国家走向仍旧是知识人群的热门话题与集体困惑。这由近年间知识界的流行读物可见一斑。过度缺乏的反面是过度补偿，这类话题尤其论证中国落后只是偶然因素的著作当然也引发学者关注，从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战争》到“加州学派”的彭慕兰《大分流》可谓代表。前者作为左派，索性将为“欧洲中心论”视为霸权，将亚洲尤其是中国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大为肯定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地位，随后的落后则与白银供应缩水有关。后者则试图论证中国的落后仅是十八世纪之后的事，而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甚至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在18世纪70年代高于欧洲平均发展水平。英国工业革命运气成分不少，比如英国在18世纪拥有便于开采的煤矿。至于自由派学者，近年则更为关注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的新著《国家的兴衰》(Why Nations Fail)，试图从其提供的分析国家繁荣衰败的包容性政治制度与榨取性政治制度的简明框架之间，来定位中国的当下问题以及未来方向。

  也正因此，国人谈及中西分别，文化决定论、制度决定论甚至宗教决定论的观点层出不穷，动辄批判“中国文化本质”，而莫里斯对于国人最大价值之一，正在于对文化决定论的解读。国人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往往无视世界的变化，比如文化因素过去认为是劣势而后又被认为是优势（比如儒家文化）。这种老生常谈式的自省看似深刻，如果缺乏平行的比较，其实并没带来知识的边际改进。在探究西方究竟“有”什么的追问背后，东方在后现代时代的匮乏感以及焦虑感一览无余。

  阅读是定义自身的开始，而研究历史是为了当下以及未来。而展望未来，莫里斯不无悲观，除了西方的没落，更在于技术进步带来的负面效应，“也许东方会被西方化，或者西方将被东方化；也许我们会共同生活在地球村里，或者我们会陷入文明的冲突里；也许每一个人都会变得更加富有；也许我们会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灰飞烟灭。”正如一些科学家所判断的那样，整个银河系中有100万个潜在的外来文明，外星文明之所以未能联系人类，正是因为高智能生物的自我灭绝性，“所有这些证据似乎都表明，2045年我们将走向毁灭。这正是广岛和长崎被投下原子弹的100年后”。

  未来究竟会怎么样，人类如何才能避免类似科幻小说《三体》中文明崩溃的可怕场景，或许答案不仅在于莫里斯描绘的社会发展指数的宏大历史画卷之中，也在于他未能给予足够重视的历史人物以及文化因素之中——每个人不仅是自身历史的书写者，也都是人类共同命运的缔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