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权宜之计、被动之举、粗放之为和翻墙之作”下长大的通道业务，正在或具有变强且恒久的生存条件与支撑力量，可能成为固化金融垄断经营的“新土壤”，存续特殊利益格局的“新平台”，放大粗放经营的“新领域”，放任金融风险积累的“新漏斗”，破坏管理秩序的“新载体”。规范之路，只能回归市场化，进一步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主动降低资金平均成本，服务和充盈实体经济。实现从“资金绕着资金流”向“资金围着实体转”的流程变革与品质升华。

  □杜 静

  我国商业银行的通道业务“总是被诟病、常常遭质疑、一直在超越”的现实，隐含了其“过程艰辛、结果风光”的吊诡与无奈。从去年初起，央行、银监会等部门先后颁布了规范理财类业务、信托类业务和同业类业务等管理规定，形成了史上少有的密集性制度约束。然而，通道业务依然方兴未艾。尤其需要高度警惕的是，频繁出现和加速积累的众多不规范通道业务及行为，正在形成“作茧自缚”的发展陷阱和循环生态。这有其跨越时空的深层次原因。是商业银行历史性与现实性矛盾、体制性与机制性问题、生存性与发展性选择等因素，在特定时期相互影响和交织作用的必然结果。

  具体而言，不规范的通道业务及行为与商业银行的“市场垄断经营状态、特定资源获取现实、超然利润地位格局和管理考评寻租需求”的现实密切相关。

  商业银行的通道业务是从理财业务起步的。长期以来，居民储蓄存款被商业银行垄断经营，随着居民投资渠道多样化,尤其是互联网金融的横空出世，对商业银行的垄断经营地位形成了巨大威胁。为了稳定居民客户的存款，商业银行遂有了借“通道”、以理财业务为载体、提高资金收益之举。问题是，商业银行这类通道业务的行为方式和标准，从前提和动机上就存在不规范、不清晰甚至缺乏保证的漏洞，更多是为了保住存款所实施的权宜之计，具有“短期行为+不顾一切”的张扬。商业银行“宝”类业务与互联网金融的较量，很能说明这种张扬。

  目前银行系“宝”类产品收益率均站在了5%以上，而互联网金融公司“宝”类产品收益率则已退落到了5%以下。表面看，商业银行似占了上风，其实不然。因为商业银行这类产品收益的实现，并没有常态机制保障，更多是通过价值转移来完成的，是通过依赖与维系垄断经营方式来推动的。在这种动机和背景下的通道业务，就必然会偏离其正确方向，并成为形态各异的“变异体”。要说互联网金融公司以高收益争夺客户的商业模式不可持续，商业银行以盯住互联网金融公司收益率保垄断业务份额的策略，同样不可持续。

  商业银行在其发展和经营过程中，形成和拥有了某些特定的市场对象与内容。这些对象和内容与商业银行形成了特别的利益联盟、合作纽带和制衡力量，房地产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企业是最典型代表。如今，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调整”及“三期”叠加的大背景下，“银政”合作的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直接影响就是商业银行对于房地产和投融资平台企业的贷款，将实行专门和特别的管理。监管部门还明确规定了某些禁止合作的对象、内容和业务种类。出于不放弃争取地方政府资源的目的，也出于不违反监管部门规定的考虑，商业银行便以通道业务“搭桥”，满足相关需求。这种被动之下的通道业务必然会“踩线越界”。

  我国经济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债务经济，而且在商业信用和直接融资不够发达的前提下，银行信用主导着社会融资市场。这就决定了商业银行高杠杆的运行特质。这一运行特质的背后，积累、形成和获取的是其超然的利润地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具备“加杠杆”的广阔空间；商业银行通过各种业务腾挪，形成新的、多样化的利润来源渠道；具有“收益前置”的天然属性。贷款资产收益和风险损失的不同步，可未来的风险损失成本反映为当期收益，形成虚高的报表利润；存在“转移风险”的掩饰机制。通过放大和追加债务，以“新债”填“旧债”，甚至以“新债”补“欠息”的方式，维系债务的运转和“以债务换利润”。更关键的是，在我国存款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前提下，央行基准利率与社会平均资金（本）成本的差额（总是前者低后者高），成为商业银行享有的最大也是最重要的超额利润来源。基于这种超然利润地位下的经营，商业银行自可对不断积累的系统性风险不屑一顾。在他们眼里，与年约25000亿的盈利能力相比，商业银行约6400亿不良资产，根本不必担心。

  在超额利润的“底气”之下，通道业务成了利益调整、转移和再分配的特殊形式与形态。而商业银行对通道业务的欲罢不能，也是其规避外部监管、寻租内部考评的产物。商业银行借助通道业务，找到了将部分业务，从“表（资产负债）内”转向“表外”的“出口”，以及在“表内”调整的对象，并有效利用了监管的暂时空白期和相对滞后性等缺陷，规避边界业务、模糊领域和特定事项的外部监管。借助通道业务，商业银行还能实现客户对象、收入结构和业务状态的积极整合，达到满足内部考评要求的目的。比如，当某商业银行分行利润完成总行任务，而收入结构中的中间业务收入未达计划要求时，一般会以通道业务的嫁接方式，从贷款利息收入中转移。这种把不能、不允许做的事以及没有做完整（达不到考核指标要求）的事，以“翻墙”方式运作，就使通道业务处于舍本逐末甚至火中取栗的状态之中。

  上述几种情形，成了商业银行通道业务尤其是不规范通道业务的主要动力与推力。需要指出的是，在“权宜之计、被动之举、粗放之为和翻墙之作”下长大的通道业务，正在或具有变强且恒久的生存条件与支撑力量，对于未来金融生态的侵蚀不可小觑：可能成为固化金融垄断经营的“新土壤”，存续特殊利益格局的“新平台”，放大粗放经营的“新领域”，放任金融风险积累的“新漏斗”，破坏管理秩序的“新载体”。这或许是监管部门对通道业务从政策上密集发力的根本原因所在。

  不规范通道业务背离了市场化原则，因此，规范之路，只能回归市场化，在“进一步降低市场门槛，破除垄断经营；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放开利率管制；进一步冲击利益联盟，公平分享资源；进一步清晰经营边界，精细市场行为；进一步强化风险管控，经济盈利模式和进一步调整发展理念，夯实规则基础”等方面做好、做实。归根结底，就是进一步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主动降低资金平均成本，服务和充盈实体经济。实现从“资金绕着资金流”向“资金围着实体转”的流程变革与品质升华。

  （作者系银监会“三个办法一个指引”起草专家之一，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监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