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立足点

  ——从钱穆先生讲稿《中国经济史》谈起

  ⊙徐 瑾

  我曾说钱穆先生《中国经济史》类似沧海遗珠，得来偶然。我本没有资格评价钱先生为学，而且这本《中国经济史》也并非专著而是讲稿，但从阅读兴趣与研究兴趣出发，也想谈点心得。最近不少评论包括一些朋友说，钱穆《中国经济史》也未能走出传统经济史“食货套路”，甚至每每以台湾侯家驹先生的《中国经济史》的颇具框架作为对比。对此，我实在不能苟同。

  读书亦如做事，管理预期非常重要，而作为读者，应该也有读者的素养，那就是有能力裁决作者最有价值之处善加学习。经济史并非钱穆专长，其定位也是国学，所以如果希望从钱著《中国经济史》中看到现代经济学框架本来就是南辕北辙，应该知道，钱著最大的价值就是书中的文献以及点评，如果一味以现代经济学框架对应，无异于买椟还珠。

  上述批评，实在有点类似钱穆先生所言，过去中国学者研究历史之缺点，除了史学与经学不兼通，更在于用西洋历史模式结论套入中国历史，“如西洋有罗马奴隶社会，但中国没有。又中国之皇位为世袭，传其子孙；罗马则不然。英国则可传女儿。故中西历史大相径庭，中国之历史实应让西方人作参考。”

  钱穆先生一生并未上过大学，少年因南京钟英中学停办而辍学，“年十八岁，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但这个高中没毕业的乡野少年却从此走上自学之路，广泛涉猎经、史、子、集，在十多年后以《刘向、歆父子年谱》轰动学界，与当时已功成名就的胡适先生并称国学领域的“北胡南钱”。支撑其一路所行，大致还是其学生余英时先生所言“一生为故国招魂”，安身立命之本还是文化。

  回看钱穆的时代，他对于经济史的探索和贡献也只能于此了，正如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所言，“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

  钱穆不专门从经济看经济的要点，可见其立足点仍旧在于文化。钱穆离开新亚书院之后，在台湾生活了多年，恰恰台湾社会自那时起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今天看来，很难说钱穆先生是乐观还是悲观，但他的期待其实很早也已注定，就像抗战时在烽火下写作《国史大纲》，背后还是离不开家国情怀。《国史大纲》开篇即言明，“凡读本书者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只是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随附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报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抗战时期写作条件之差，难以言表，但那时的学者作品数量并不少，钱穆先生那代人心迹，由此可知。

  就方法而言，中国人很早也注重经济史，但经济实践往往超过结论，就像有最早纸币“交子”而非成型货币思想。此外，经济思想大概一开始与希腊家庭管理不同，被视为国家大事，《书·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此后“食货”一词就有经济史的含义，陶希圣主编的著名经济史杂志即用此名。经济史在中西皆有低潮，重新定位以及理解都是同辈应尽义务。正如熊彼特所言，“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这意味着我们理解经济学，离不开历史，而追溯经济史，本身就是对当下和未来的思维。

  我常常觉得，分析经济，数据、逻辑、历史三者俱备最佳，数据和逻辑谈的人已不少，但历史则很少，尤其是经济史（金融史更甚），历史和经济两个门类近乎老死不相往来，其学者往往要么历史出身要么经济出身，再好一点也是顾此失彼。

  经济学家大师熊彼特以经济分析传世，但他认为“经济‘科学’家与一般对经济问题想过，谈过和写过文章的人之间的区别在于，‘科学’家掌握了三门基础学问：历史，统计和‘理论’。这三门学问合在一起构成我们所谓经济分析……三门基础学问之中，包括直至今天为止的事实在内的经济史是最重要的一门。照我现在的愿望，假使我要从头开始研究经济，而又只能在三门中由我选择一门来研究的话，那么我要选择的是经济史。”

  对于中国经济史更是如此，我近年越来越觉得重新梳理中国经济史尤其重要，但必须理解中国经济和西方发生机制以及运行条件大不同。目前连材料史实都在探索之中，若此时就追求框架甚至分析方法，或许只是空有架子。

  正如吴承明等经济史学者所言，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二次大战后西方的经济史学公认的有三派，“一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进入第二代，形成以布罗代尔为首的整体观史学。二是以福格尔为首的计量史学。三是以诺斯为首的新制度学派经济史学。”

  现代社会中经济日渐重要，正如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所言，“近代以来，与经济嵌入到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了。”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变化之中，制度变化维系于观念变化，而观念则植根文化。“文化无高下，制度有高低”是一种理想状态，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取舍，曾是钱穆那代人的人生难题，我们在当下也难以回避。林毓生先生所言对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可谓不易。或许从读钱穆读中国经济史开始，也是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