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增长趋同性正悄然下降。美国经济正在自发趋向相对长期趋势较弱的短期新均衡，而内视性的美国经济复苏未必对应着我国外需的增强。对此，我们不宜对美国经济复苏抱有趋向“共赢”的美好愿景，正视全球博弈结构的冰冷现实，不抱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是中国经济实现稳健发展的理性选择。如此背景下，中美双方需要某种妥协：美国执行更具有外视性的经济政策，中国更稳健地推动金融体系能力建设，双方共同促进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稳定。

  □程 实

  危机时同舟共济，复苏时人心各异，这是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最大的现实。其残酷之处在于，利益博弈变得极为复杂，利益协同和利益冲突并存，唯有更加务实和有弹性，一国才有望在全球复苏的利益争夺中占据有利地位。从这层意义上看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看两国高层就实现“合则两利”的新型大国关系而展开的磋商，市场应对两国经济关系现状和未来有清醒和务实的认识。纯粹从经济角度分析，有三个潜在事实值得格外重视。

  第一个事实，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和政策取向正悄然趋向内视性。6月底，再度修正后的美国一季度实际GDP季环比增长年率终值被确定为-2.9%，2011年二季度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并创2009年二季度至今的最低值。核心数据显示，尽管美国经济还在内生增长，但复苏动力明显趋弱。笔者测算的一季度美国经济内生增长率为0.47%，低于2.7%的历史水平和0.75%的危机水平，看内生增长动力的分项表现，耐用品消费、非耐用品消费、服务消费、住宅投资、非住宅投资、设备软件投资的贡献都差强人意。

  综合美国经济全盘数据，经济复苏大势具有强于数据表象的稳定性和实际力度，但还是弱于市场之前的强劲预期。据美国官方估算，一季度自然失业率为5.5%，这是1993年三季度以来的最低值。这表明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影响已逐渐显现，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中枢悄然下降。而在外力减弱的背景下，美国经济正在自发趋向相对长期趋势较弱的短期新均衡。

  值得强调的是，这个新均衡同时也是“内视性”均衡。美国经济独一无二的主心骨是内生动力，贸易几乎没有明显贡献，这意味着保护主义和强势美元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下美国利益，至于新兴市场乃至全球经济是否增长、增长多少，对美国意义有限。由于就业改善的空间缩小，长期失业率中枢上移，美国社会长期稳定性在下降，加之政策的拉动力已用透，政府缺乏直接缓解民众不满的有效手段，为转移社会压力，美国恐将在政治、外交上更偏向强硬。

  在此情形下，我们不宜对美国经济复苏抱有趋向“共赢”的美好愿景，内视性的美国经济复苏未必对应着我国外需的增强。美国内视性复苏必将伴随着保护主义的抬头，我国既要加强应对，也要固守内生增长的底线，用更果敢的改革增强增长的可持续性，切实减少对外需的依赖。

  第二个事实，中美经济增长趋同性悄然下降。高盛研究团队近期发布了一篇《全球增长的驱动力、关联性和群组划分》的全球经济周评报告，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作了定量研究，笔者细读后，发觉很有一些未被高盛所强调的有趣结果，对我们理解差异性复苏中的利益博弈不无裨益：其一，全球层面，经济增长相关性长期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本轮金融危机并没有完全中断这一态势；其二，危机实际上起到了栓紧蚂蚱的作用，2008年至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相关性显著上升，这印证了危机毋庸置疑的全局性破坏性，而2010年复苏启动后，相关性显著下降，说明差异性是复苏的本质属性；其三，从全球看，政府支出、进口和出口的相关性都处于上升态势，但危机后的复苏阶段，消费和投资的各国相关性却有所下降，这进一步印证了“和而不同”的复苏特征；其四，一般而言，经济规模越大的经济体，与外部的经济增长相关性越大，但美国例外，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相关性明显低于中国和欧元区的水平；其五，各国经济增长与中国和欧洲的相关性越发紧密；其六，美国与中国、印度的经济增长相关性下降，危机后已负相关，但与欧洲和日本的相关性却在上升，尤其与日本关联紧密；其七，欧洲与美国的相关性在上升，和日本的相关性在下降，但后者的绝对值水平还是高于前者，与中国和印度的相关性较高；其八，日本危机后经济增长和美国相关性最高，随后才是印度、中国和欧洲；其九，中国与欧洲、印度的经济增长相关性很高，与美国经济增长相关性危机后不仅略有下降还呈现出少有的负值！

  结合当前全球局势，这项研究结果表明，中美经济利益可能并不自然趋同。既然两国经济增长相关性是负值，那美国经济复苏再怎么强劲和稳定，对我国都未必是好事。相对而言，欧洲和其他新兴市场复苏对我们更重要，影响更正面。此外，美国利益不等于全球利益。一直以来，很多分析人士将美国经济复苏视为影响中国外需的正相关变量，但高盛的这项研究表明，美国利益提升对全球利益的改善也与美国经济体量不相对应。这意味着，美国寻求利益最大化的战略，可能是以牺牲全球经济帕累托改进为代价的。这也是可以解释何以美国钟情于TPP之类保护主义策略。所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理应重视美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这种关系，避免美国在全球经济秩序重建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占据主导地位。

  当然，高盛这项研究，细节并不多，也许还有不少值得推敲之处，而笔者的推论也尽可商榷，但无论如何，正视全球博弈结构的冰冷现实，不抱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是中国经济实现稳健发展的理性选择。

  第三个事实，中美经济金融依旧存在大量“求同存异”的机遇，双方还有很大主动合作空间。特别在人民币汇率受到中美广泛关注的背景下，双方都很清楚重建稳定国际货币秩序过程中同向施力的重要性。虽然“去美元化”闹得沸沸扬扬，但美元本位制依旧是国际货币秩序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也与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稳定互促的双向关系。因此，美元本位制任何形式的突然崩溃，都会给世界各国带来极具破坏性的影响，而人民币汇率缺失稳定，也会给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带来巨大风险。如此背景下，中美双方需要某种妥协，这种妥协短期内需要：美国执行更具有外视性的经济政策，中国更稳健地推动金融体系能力建设，双方共同促进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稳定。从长期看，人民币崛起的过程可能 比想象得更长，美国应包容并接受这个过程，我们也应以更大的耐心培育人民币赖以崛起的物质基础，并以更高程度的相互理解维护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和不断改良。

  （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