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赏析
⊙记者 李虎 ○编辑 王晓华
雄壮的花岗岩基座稳扎大地，其上庄严的大理石圆柱擎天而立。在如此恢弘的浮雕式背景下，曾不可一世、脸上仍流露一丝不肯认罪神态的日军将领，弯腰拱手递交降书，从容不迫、直立挺拔的中国军人带着自豪与威严正在受降……
这就是巨幅油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凝固的历史瞬间——中国战区受降大典庄重而宏大的场面。这是一个值得中华民族永远铭记的时刻，这也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历史瞬间。
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中强调：“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在这个中日关系复杂多变，日本右翼势力无视铁的历史，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的敏感时期，我们应该感谢画家陈坚当年倾10年之功留下了这幅刻入中华民族不屈历史的鸿篇巨制，用画笔唤醒全民族对战火纷飞年代的情感共鸣，在庄严的写实油画语言下，铭记的是中华民族英勇抗争的历史记忆。
十年勤勉磨一画 三易其稿绘真章
“近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屈辱的历史。每次跟洋人打交道都是我们弯腰，洋人强加给我们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只有抗日战争，最终是日本人向我们弯腰鞠躬，我们站了起来！”
说起《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以下简称为《南京》）的创作，陈坚尽管表情很平静，但言语中依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挺直的腰杆自豪不已。
然而以胜利的那一刻为题材再现民族自立，陈坚却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
1976年，在部队成长起来的陈坚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走进南京军区机关大院，画室恰好就在举行1945年中国战区受降大典的那座楼里。11年后的1987年，陈坚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偶遇”《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里面有篇关于中国战区受降大典的新闻报道《日军签降一幕》，令他内心怦然一动。是命运的巧合还是历史对他做出的抉择，冥冥当中似乎有某种东西注定了陈坚与“受降画”的不解之缘。
另一件事也进一步促成了他和这张画的“缘分”。一次，陈坚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讲授国内革命战争题材的绘画作品，交流中，有位学员口无遮拦地提了一个问题：“老师，您画了半天还不就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吗？”这位画家很受触动，感到学员所言虽然尖锐却不无道理。陈坚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一个不可多得甚至空前绝后的重大历史题材正在同他内心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之心产生交织与共鸣。陈坚将内心情感的涌动和创作冲动化作一个个具体的行动。素材，一件件积累，“笔力”一天天深厚。
1993年国庆期间，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就绪，陈坚正式启动草图。此时，他已在专业创作岗位奋斗近20年，屡获全国、全军美术大奖，画技的愈加纯熟使得他对于重大题材创作在技术上做好了准备。经过两年多的制作，1995年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作品完成，名为《日落：1945年9月9日9时》。但是当时《日落》没能展出和发表。陈坚又用几年的时间，对作品进行了一番冷静的思考，感到在结构和比例等方面还有许多不足。1998年春节，陈坚重新起稿，2003年画作在第二稿的基础上初步完成。《南京》在《日落》的基础上加大了画幅尺寸，特别是加大了人物所占画面的比例，增强了作品的视觉冲击力；同时将一稿中带有主观评说意味的“日落”两字去掉，改阿拉伯数字为中文数字，意在体现一种客观、庄严的历史真实感。如果说《日落》是陈坚在激情之中完成的，那么《南京》则是他在冷静与平和中的一次再创作。
2004年当陈坚携《南京》参加全国美展并获得油画金奖时，众多来自军队的同志将画作围得水泄不通，而更有几名年龄很大从台湾远道而来的老人激动地走过来同他握手，感谢他真实再现了这一历史瞬间，被观众的热情深深感染着的陈坚对这张画所具有的意义有了更具体更深切的感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百多年来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开始。
从1993年《日落》动笔，到2003年《南京》完成，这幅作品的创作整整经历了10个年头，如果从遇到《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算起，则是两个八年抗战的时间。
用敬畏之心描述每个历史细节
画历史，必须尊重历史。所以陈坚要求自己，要画，就要画得真实，就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陈坚为此像学者一样一头扎进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和画册，尤其是一张张发黄了的老照片，四处搜寻当事人的回忆文章，看过的各种资料摞起来也有几尺厚。
师从中央美术学院靳尚谊、侯一民老师，受他们严谨画风的影响，陈坚对每一个细节都不肯含糊，每一笔都要画得胸有成竹。凭借着收集来的大量资料，陈坚在这件作品中对一个个细节进行考证，认真到了苛刻的程度。
对画中的历史人物，特别是投降、受降的两个主要人物，陈坚翻阅了大量与其相关的传记、照片以及记录当时事件的文字资料，不仅揣摩他们在那一瞬间的神情，还沿着他们的人生轨迹，触摸他们的灵魂脉络，然后才肯落笔。尽管画面人物是敌我双方，但他没有简单化、脸谱化，而是处理成两种不同民族内心世界的某种差异，客观地、有深度地展示双方的不同表现。也曾有人善意地提醒他，画面上日本军人的个头是否高了些，是否应对此作些调整，但陈坚坚持他的画必须定位于真实，画敌人，也不能是漫画式的，不能有意贬低对方。而在“对号入座”的历史人物的形象刻画上，他都要在现实生活中寻觅到长相近似的人，将其“套改”成当年的“那一个”。
观礼人群集中了整幅画三分之二的人物，是体现作品力度的重要方面。在场的男女老少、政界要员、中外人士及各国军人大都神情严肃，面对来之不易的胜利感慨万千。陈坚说，搞军事画，尤其是军事人物画，就是要面对战争状态下人的情感、情绪。演戏有主角、配角之分却没有大演员小演员之别，作画也是同样的道理。无论是侧面还是只露半张脸孔，陈坚对每一个人物的面部刻画都细致入微，不肯有丝毫疏忽。
对实物的研究，陈坚更是力求无一事无出处，包括现场上联合国成员国的国旗、桌布的颜色、军服的样式，服饰、领章钉缀的位置，受降仪式中特有的臂章标记、军衔标志等等，有些还亲手将其制成道具供绘制时参照描摹。
在史料记载和纪实文学中，投降席和受降席是个很简单的概念，而在陈坚的眼中，它们的形状和颜色都不可随意想像，而要给后人一个真实的记录。他对照当时的几张照片得出结论，中国将领面前的受降席，比投降席大一倍。日军将领坐的是帆布垫的高背木椅，中国将领坐的则是带扶手的太师椅，扶手雕有回纹形曲线花纹。
在一次偶然翻阅资料《爱新觉罗·溥仪画传》时，陈坚看历史老照片上日本陆军皮靴上镶有“马刺”。但他在别的资料上并没有看到，为了这个细节，陈坚进入南京军区资料室翻阅大量资料，最后终于弄明白，日本虽属轴心国，但其军队的机械化程度并不高，陆军高级将领普遍骑马行军，因此皮靴上镶有“马刺”。
资料使陈坚充实，见证人则让陈坚更丰富。曾亲历受降仪式的南京政协委员、90多岁高龄的王楚英老人，当年在新六军，是大典工作人员、史迪威将军的英文翻译官。老人提出，当时在会场上的新六军士兵背囊上有一条卷起的军毯。陈坚找来自己的军毯反复折叠，逼真地添画上去，增强了中国军人的威武形象。
每当有了新的发现陈坚自己也十分高兴，他由此长了很多见识，就想把这些见识也介绍给他的观众。陈坚说，我们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仗，如果好多东西都没有弄懂，还搞什么抗战题材，这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有人说，艺术的最大魅力在于随心所欲的创作，然而对于历史画家陈坚来说，最大的特点就是“较真”，每一个造型、每一笔颜色总要搞得清清楚楚。陈坚对此这样解释：“我是搞专业文艺创作的，画出来的东西，就应该无可挑剔。”
陈坚以他专业画家的素质和当代中国军人的良心，在人们面前展示了那庄严一刻的历史真实。
大气磅礴 用画笔展示民族尊严
真实地再现历史，并非简单地临摹、复制历史档案中的新闻图片。《南京》的纪实性很强，力求每个细节都体现历史真实，无可挑剔；而在其纪念性的表现上，陈坚借鉴大型军事画创作中对人物、场景的大幅度调度，更显示出其匠心独运。
陈坚心中有两个典范：一个是中国的《开国大典》，一个是法国的《拿破仑加冕》。“这些画都是大场面、大事件，而且构图恢弘，我的画里就是要体现出这样的气势。”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陈坚在构图上大胆地把当年在礼堂里举行的受降仪式拉到了礼堂外面，避免了室内背景的单调和乏味，大大加强了画面浓重的象征意味。他认为，《南京》这幅画的历史容量如此之大，它就应该超出这个历史事件本身。在这一点上，《南京》就是要摆脱和超越历史照片的纪实与新闻性。
对自己的“野心”陈坚直言不讳，“我对这幅画的定位是，以后哪位导演要在电影里拍摄这一段历史，就要按照我的构图。假如有人再去反映这段历史，应该觉得我这张画是对的。”陈坚是要用手中的画笔，让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牢记那一刻的自豪，让全世界每一个民族看到中华民族的威严。
当然，《南京》的气势不是一般概念上的粗犷，那是一种仿佛空气都凝结了的安静，静得几乎能听到人的心跳。
为了准确地体现出这样一种气势，陈坚十分注重整体感。起初，画面上观礼人物较多，建筑物正面的柱子下、台阶上，男女老少足足站了百十来人。一位评论家看后指出：人这么多，现场气氛显得过于活跃。陈坚深以为是：中国人民以3500万人的生命换来了这一天的胜利，这个胜利是沉重的。在特定的场景中抗战胜利可以是欢天喜地，但这张画要从整体考虑，要放在历史的长河里来看，画面的气氛就应该是凝重的。陈坚把画面上这一人群遮住，看到效果果然更好，立刻做了修改。
弘扬民族精神是这幅画的灵魂所在，贯穿于创作过程的始终。初稿中确定中日双方在画面中的位置，只是简单地按照能看到画到双方军人服饰、佩带的角度定位，形成了日方在左、中方在右的格局。后经老同志点拨，陈坚遵循“左为上，右为下”的中国习俗，将已画成的草图废掉，调换双方位置，重新描绘画面。
作为军人，作为表现军人的画家，陈坚从很多表现战争的资料上了解到，所有要投降的一方，往往都是迫于某种军事上的压力。为了在画面上体现出这种军事压力，他让中方压住画面的中心线，形成一种大军压境的气势，把日方人物逼到中心线的另一边。
第二稿制作前后陈坚有幸两次去欧洲博物馆“朝圣”，这对他作品的重新制作、提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1995年他在法国生活了三个月，其间数次参观卢浮宫，《拿破仑加冕》一画每去必看。他连连感叹只有站在原作面前，才会有那种受到强烈撞击与震撼的感受。
《日落》完成后，一位画家朋友在赞不绝口的同时提出，你这画要能按真人大小来画就好了。陈坚何尝没有这样的念头，他毕竟看到了《拿破仑加冕》，那张长9米高6米的鸿篇巨制对他触动太大了：“画面人物和真人一样大，如果按照画面空间走进去，人物比真人还要大一些。”这让陈坚心里痒痒的。经朋友一说，陈坚真的睡不着觉了。虽然《南京》把画幅从长3.16米高2.16米扩大到现在的长6米高2.2米，终因没有那么大的画室供他制作而使他倍感遗憾。
陈坚因此常常想象自己若能有《拿破仑加冕》那么大的画幅该会有怎样的效果，想着有个大的地方能把这幅画再画一遍，画一张中国的“拿破仑加冕”——一幅可以与其媲美的中华军事题材巨作。
画历史是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那段历史，画历史更是为了让人们珍惜今天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应该就是这位军旅画家的心愿，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