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瑾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孟子

  人是理性的么？或者理性人概念是否成立？关于这一概念的讨论，数百年来连篇累牍，构成了经济学的重要基石。

  理性经济人的概念，最早得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一段描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也正因此，在经济学经典描述中，基于理性人的自利之心，无数交换得以运行，看不见的手犹如上帝运作一切。

  只是现实往往比理论更吊诡。事实是，无论如何定义理性，人并不是总是理性的。如何解释富人的慈善捐款，比如《哈利·波特》作者J· K·罗琳，这位曾经失业的单亲妈妈在成功之后曾捐出1500万美元？如何解释人总是做出一些明显不理性的决策，比如金融市场上的追涨杀跌，尤其在泡沫顶端冲入市场的投资者或相信麦道夫之类的骗局？如何解释为什么钻石的稀缺明明是人为因素，女人甚至男人还是趋之若鹜？如何解释人类社会中合作和竞争的广泛并存，甚至不少利他行为的存在？对于这些现象，经济学通过信息短缺、有限理性等理论修正，大概能够自圆其说，但随着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的兴起，很多解释又遭遇了挑战，最为典型就是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以及罗伯特·席勒的《动物精神》，极大刷新了世人对于理性人（理性投资者）的认知。

  尽管如此，这些研究大多还是在于“理性人”中的“理性”这个修辞性概念上推进，《理性动物》两位作者弗拉达斯·格里斯克维西斯（Vladas Griskevicius）与道格拉斯·肯里克（Douglas T. Kenrick）则另辟蹊径，直接从进化角度理解人的行为，将人类定义为“理性动物”。

  从理性人到理性动物，区别何在？简单而言，两位作者整合了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生物学、进化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多方面知识，剖析了人类诸多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动机。或者说，人们诸多看起来不理性的行为，从进化角度都可以得到解释，甚至是一种深层理性(deep rationality)。

  《理性动物》的核心论点有二：一方面，人类决策为进化目标服务，因此很多决策是在潜意识之中基于进化痕迹而做出；另一方面，人类决策行为的设计功能是为了实现多个不同的进化目标，而不同情况之下会唤起意识中的次级自我(subselves)。一般存在七个次级自我，即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社交型次级自我、社会地位型次级自我、择偶型次级自我、留住配偶型次级自我、育儿型次级自我。两者叠加的结果，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人类进化历史漫长，一般而言，在越是晚出现的技能或环境中，人类越容易出错，比如数学。本书第五章中，有个很好的案例说明人类认知如何受到进化因素影响，也可以说明行为经济学和进化心理学的不同视角。

  在行为经济学中，丹尼尔·卡尼曼曾有个著名的案例。假设美国正在为某种疾病的爆发做准备, 这种疾病预计会夺走600人的生命，对于A、B方案有两种表述。

  “表述一

  方案 A:如果采用方案 A,则有 200 人会获救。

  方案B:如果采用方案B,则有 1/3 的概率救治 600 人,有 2/3 的概率无人获救。

  表述二：

  方案 A:如果采用方案 A,则有 400 人会死亡;

  方案 B:如果采用方案 B,则有 1/3 的概率无人死亡, 但有 2/3 的概率将导致 600 人全部死亡。”

  熟悉这个案例的朋友，此刻应该知道两个表述基本一样，第一种表述下大多数人(72%)都选择了确定性更强的方案A，而第二种表述下更强调损失，则78%的人选择了方案 B。

  这个实验被认为揭示了决策中的一个重大偏差，也被认为挑战了对理性人模型，卡尼曼等人获得诺奖也与此有关。本书作者举出另外一个案例，如果人数不是600而是60，多数人的决策不会受到太多影响——原因就在，原始人的社交范围往往是在100以内，这就是人类的进化决定了认知规律。

  再看动物精神，这一概念源自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被席勒借用来批判亚当·斯密只知人们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但忽略了动物精神，没有考虑到人们的非理性程度或被误导的程度。席勒认为，动物精神在现代经济学中用来指经济的动荡不安和反复无常，“有时候，我们被它麻痹，有时候它又赋予我们能量，使我们振作，克服恐惧感和优柔寡断。”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动物精神可以说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但是我们作为现代人延绵至今，这就表示我们祖先是竞争的胜利者，而人类看似冒险的行为其实背后有合理的解释。

  人类的冒险尤其男性冒险往往得到鼓励，男性很多不太明智的选择与繁殖成功率有深层关联，而女性也迷恋冒险的男性。从实验来看，男性在玩滑板时，如果一旁有美女观战，男性的睾丸激素水平就会自动升高，而负责奖励和惩罚评估的大脑前额叶皮层甚至关闭，这时这些滑板玩家会更追求冒险，同时也使高难动作的成功率提高。

  就像美国肯尼迪家族，曾被认为遭遇赌咒，各代继承人都在挑战中遭遇各种挑战，从遇刺到意外再到丑闻，但从概率上他们仍旧很成功，尤其是生物学上的繁殖成功，肯尼迪大家族仍旧人丁兴旺，孙辈就多达29人，重孙辈有60多人。

  类似的案例在书中很多，比如马丁·路德·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截然相反，正是因为不同层次的自我在其作用，而钻石的流行就是迎合了人类求偶自我以及炫耀自我的一种策略，钻石其实并不稀缺，那句广告语a diamond is forever（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曾被《广告时代》杂志评为“20世纪最佳广告语”，其创作者是一位广告公司女职员，终身未婚。

  人是理性动物这一断言来自亚里斯多德，但人是动物这一断言多少令人不快，但这股生物学的入侵潮流已经开始。上世纪70年代，美国生物学泰斗爱德华·威尔逊（E. O. Wilson）发明了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一词，通过《论人的本性》等著作宣称应将人性研究纳入自然科学，英国演化理论学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以著作《自私的基因》呼应，宣称“我们都是生存机器”。其他研究人类为主要目标的其他著作也纷纷涌现，从莫里斯（Desmond Morris）《裸猿》到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第三种猩猩》，从名字就可见研究者的态度：要么把人类看成193种猴类和猿类的一种，要么就干脆把黑猩猩认为人类的近亲，毕竟两者基因的差异不到2%，这倒也暗合孟夫子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判断。

  时代更迭，经济人所代表的内涵也几经变化，但我仍旧偏好经济人这一概念。我认为，经济人仍构成经济学的思维起点，经济人与理性动物的概念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左手右手的关系。我们的认知需要更新，视角不必拘泥理性与非理性的思维泥淖。也正因此，我近年开始关注行为经济学、生物进化等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进展，也欣然应约为《理性动物》作序。换一下进化的眼光，可以多一种视角，更好地解释（猜测）人类的思维暗箱——我们的诸多行为，无论是冒失还是谨慎，无论狡黠还是愚蠢，只是或明或暗地满足不同生存需求，这一切，正对应了尼采那句“人性的，太人性的”名言，可谓动物的，太动物的。（本文乃作者为《理性动物》汉译本所作的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