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军

  稳增长，当前尤其需要重视发挥资本市场的独特作用。沪深股市持续低迷已达6年之久，且不说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大局根本背离，大大拖了经济增长、转型升级和民生改善的后腿，股市事实上已陷入被严重边缘化的窘境。因此，当务之急是把股市激活，凝聚人气，提振士气，重树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信心，进而带动投资、消费的增加，并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真正使股市释放财富效应、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上半年我国经济7.4%的增长率多少让人松了一口气。下半年将如何走才能实现“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是否还会像上半年这样有惊无险？宏观调控的着力点该放在哪些方面？悬念依然不少。我以为，要想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的目标，须着眼于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的严峻现实，重视稳定经济增长的短期和中长期预期，主动作为，统筹施策，精准发力，及时采取一些新的调控思路和有别于往常的举措。就目前的情形而论，稳定房地产投资和重视发挥资本市场的独特作用是两个能牵住牛鼻子的着力点。

  稳增长，首先就是要稳投资，而稳投资离不开稳定房地产投资。上半年房地产市场表现萎靡，投资增速14.1%，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3.2个百分点，“崩盘论”、“拐点论”甚嚣尘上，市场短中长期预期均较为悲观。看趋势，下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过快势头不会变，仍是拉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乃至整体经济增速的主要负面因素。必须看到，房地产市场持续萧条，将会引发上下游产业链凋敝、投资放缓、失业率增加等问题，严重时更将危及社会稳定。所以，在今天，房地产已不单纯是经济问题，而更是民生问题。尽管近些年来部分地区房价上涨较快，但考虑到我国的独特国情和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房地产市场并不存在全局性的泡沫，所谓全面崩盘实属耸人听闻之论，过度悲观论并不可取。

  稳增长，需要对房地产市场相关政策进行微调，尽快稳定并改善市场过度悲观的预期，着力引导楼市合理需求有序释放，尽可能延长和平缓房地产去存货的过程，让风险的释放更自然、平稳，全力避免房价的大起大落，避免楼市的剧烈波动对就业和民生、地方财政及银行资产造成过度冲击，减少对于实体经济的损害。鉴于房地产市场供过于求的现状，现在需转变房地产调控思路，从前期一味抑制需求、增加供给，转向适度支持刚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适度控制供给过快增长。

  眼下商业银行已大幅收紧了对房地产的贷款业务，未来需要重视房地产业资金供给不足的问题，可考虑适当放松对于上游房地产开发的贷款，避免资金链的断裂所引发的结构性乃至系统性风险。同时，继续鼓励支持首套、中小户型住房的消费，优先满足此类消费者的贷款需求。逐渐淡化行政性限制手段的运用，鼓励支持部分供需矛盾并不突出的城市放松限购、限贷、限价，让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作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放松落户限制。盘活存量，适当减少土地供给，适当减缓棚户区改造和其他类型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力度，防止供需缺口进一步扩大。

  稳增长，当前尤其需要重视发挥资本市场的独特作用。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沪深股市持续低迷已达6年之久，且不说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大局根本背离，大大拖经济增长、转型升级和改善民生的后腿，股市事实上已陷入被严重边缘化的窘境。因此，当务之急是把股市激活，凝聚人气，提振士气，重树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信心，进而带动投资、消费的增加，并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真正使股市释放财富效应、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为此，未来需要尽快落实资本市场新“国九条”，进一步完善股市发行、退市、交易和投融资制度，改革股指期货套保制度，完善上市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分红、监管制度；大力倡导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回购股票，支持鼓励各类境内外长期资金入市。在市场交易制度建设方面，考虑重启T+0制度，减免交易印花税，以此扭转市场颓势，让资本市场重新发挥出在促进消费、优化投资、调整结构、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和国有企业改革、改善融资结构、缓解间接融资风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

  就政策层面来看，宏观调控应坚持“中线思维，区间管理”，对经济增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等分别设置过热和过冷的区间预警指标，每年所确定的经济运行预期目标应被视为调控的中线，而非“底线”或“下限”，并在每一年视具体情形适当微调。

  只要宏观经济在目标区间内运行，没有触及“上限”和“下限”，就应保持政策稳定，保持战略定力，提高对增速放缓的容忍度，不应为了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这能这样围绕中线调控，就会给市场主体更加明确的预期，能使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更富弹性，调控也就因此能更加主动、灵活，上下都有回旋余地，使“保增长”能从根本上摆脱疲于奔命的被动应付局面。

  在政策工具上，为适应中国经济正在向新常态演进和过渡的状态，当前的宏观政策也需有新的政策框架和政策调整，宏观调控理念和思路的创新也要成为常态。

  宏观调控不能光靠货币政策单打独斗，货币政策毕竟还是总量政策，资金定向流动很难监控，在调结构上效果有限，因此，不宜过于细化定向到具体行业或投资项目。未来应更多运用财政政策手段。结合税制改革，应采取更大力度、更加全面的减税，真正体现财政政策积极的取向。自我国经济转向中速增长阶段以来，尽管社会各方要求减税的呼声很高，可看起来管理层似乎并太看重减税政策，总将希望更多寄托在调整货币政策以刺激和稳定经济上。结果，就是眼下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格局。鉴于国家层面债务率仍旧处于安全可控的水平内，笔者以为，中央政府可考虑适当增加赤字规模、提高赤字率，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逐步有序地转移到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全面重组债务。此外，财政政策中还有很多效果很好的结构性工具，应当适时出手。比如：给服务业减税，给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小微企业的资本支出以贷款贴息或坏账准备金补贴的方式给予支持，以定向减税、减负、贴息和财政补贴等方面的政策，给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小微企业以实质性的支持，等等。

  只要能使积极的财政政策真正积极起来，相信就能很好地兼顾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控风险和惠民生等多重目标，应该可以很有信心地交出一份较为理想的全年经济发展答卷。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