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

  （上接A1版）

  除了税收政策调整外，美国制造业劳动力相对成本正在下降。尽管中国制造业小时工资还远不及美国的水平，但中美间成本差距正在逐步缩小。2010年，美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了6.1%，单位劳动力成本降低了4.2%，从2002年至2010年，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累计降低了10.8%。相比之下，中国的劳动力报酬增速比生产率增速要快得多，从2005年至2010年，工人的工资水平以每年19%的速度递增，而同期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全负荷成本只增加了4%。

  第三次工业革命又为制造业的回归做了技术上的准备。美国制造业回归的重点在产业升级，高端制造是其战略核心，积极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新能源与新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强攻关。这将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最新的发达经济体金融危机，在相当程度上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果。为了实现健全的经济增长，就需要矫正全球经济失衡，再平衡是重建稳定国内经济的重要环节。事实上，全球经济也正在寻求新的平衡过程。贸易顺差国家的经常账户顺差与GDP之比在下降，逆差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也在逐渐改善。制造业回归将促进新一轮全球供应链重组和国际分工体系，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全球经济再平衡，不仅意味着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将减弱，而且也意味着，即便没有改革中国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国际收支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也将弱化，从而极大地增强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中国经济新常态之“新”在何处

  在总结了中国经济旧常态和新常态的现实背景之后，便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经济新常态到底“新”在何处了。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不妨将中国经济新常态定义为：在增长速度换挡、结构改革阵痛、社会矛盾愈发尖锐时期，集中体现为与潜在增长率相协调、与过去一段时期高增长相较而言现实相对较低增长率的社会经济形态。经济新常态既是经济规律、经济周期自身运行、国内环境与国际大环境变化客观结果，也是政府对经济运行主观认识变化的结果。前者体现为因经济供给面约束而使潜在增长率下降；后者体现为宏观经济政策积极主动地顺应潜在增长率的新变化，而对通过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心理”保持了高度克制和冷静。

  经济新常态更体现了政府政策目标函数的重大变化，即政府赋予GDP增长率的权重明显下降，是对过分强调增长率的单一GDP主义执政理念抛弃。经济新常态在强调更灵活、公平的竞争机制使经济维持在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的总量增长水平，是内生于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市场化的自然增长，而不是通过刺激政策实现的“拔苗助长”的增长。

  在新常态的增长率足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总量目标的前提下，它更注重机制的创新和结构上的平衡。因此，新常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行统一市场准入，通过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提高经济自身应对冲击的灵活性；强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承载力相协调的增长，即习总书记所说的“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强调包容性增长，让老百姓充分享受经济增长成果，这不仅要求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也要求真真切切地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控制好物价和以房地产为首的资产价格。

  由此，我们便可以归纳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几个重要方面了。

  首先，增长速度的新常态，即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这是由潜在增长率的换挡决定的，也是由中国经济总需求结构变化所决定的。总需求各个构成中，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上升，投资与净出口的贡献将有所弱化；相应的，中国储蓄—投资关系也将有所改善，经济增长的目的从旧常态扭曲的“为生产而生产”切实转向“为普罗大众消费而生产”。实行这一转变，要求从单纯强调做大蛋糕到“做大”与“分好”蛋糕并举，改善居民、企业与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关系。

  其次，增长的主要力量，将转向主要依靠转型升级、生产率提升的创新驱动型增长，即增长主要源于供给面的积极变化，而非人为需求拉动的增长。这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将从过去侧重于需求面的管理转向侧重于供给面的管理；增长与资源配置的机制更加市场化，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减少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直接配置或行政干预，这不仅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也会极大地降低腐败机会。因此，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不仅仅表现为“量”的新常态，更应当指资源配置机制的新常态，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让资源在市场信号的引导得到相对更有效的配置。这意味着，新常态中的经济灵活性将会有所提高。

  第三，增长与资源配置机制的市场化，不仅要求推动市场的对内对外开放，放松对经济主体的市场准入限制，实行更加严格、公平、公开透明的产权和市场参与者的司法保护，而且要求适当降低政府所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同时，人口老龄化对安全性、收益相对稳定的资产需求上升，完善货币政策机制要求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这三方面因素意味着，未来政府债券总量可能会明显上升，国债期限结构也会更加多元化。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常态，将宏观政策的“稳”与微观政策的“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所谓“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即是要保持政策定力，“少折腾”甚至“不折腾”，从总量宽松、粗放刺激转向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宏观审慎政策，这决定了货币政策在未来一段时期均可能具有“点、面”结合且“以点带面”的特点。在政策空间上，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国将使中国美元本位的货币供给机制得到弱化，提高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央行的信用独立性，这将决定货币政策操作将不会像“旧常态”那样以紧缩和冻结流动性为主。这表明，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新常态将为中国货币政策打开新的空间，也为存款准备金比率缓慢有序地降到正常水平创造了积极条件。

  第五，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深化乃至最终基本实现市场化的总体水平。利率决定机制的变化将迫使央行逐步放弃存贷款的利差管理，利率水平将能够更好地反映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率，也能够更好地体现企业的真实资本回报率和风险状况。但受潜在增长率和资本边际产量下降的影响，中国未来利率的总体水平可望会维持在较低的水平。随着更加注意利率机制在货币政策操作及传导中的地位和作用，央行可能会日益注重市场利率的平滑化操作，央行不仅会引导市场利率水平，也可能会通过政策行动影响市场（尤其是国债）利率期限结构。这将要求央行更加注重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而非负债方的操作。汇率从单边升值转向更加灵活的双向波动，市场供求在汇率决定中发挥更主导性的作用，这将明显降低汇率变动的可预测性，这对过去单边升值预期中的国际资本流动造成极大的影响。当然，这同样有助于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总之，新常态是在中国通过高信贷、高货币投放而维持的高储蓄-高投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人口结构变动、全球经济再平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的大背景下，对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的较为冷静的新认识。表明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更多受到理性的约束。但在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仍然要服务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

  基于新常态的认识，政府将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把高经济增长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直接目标，也不大可能通过强刺激政策使实现的增长率明显超过潜在增长率。政策面的调整将从过去注重总需求面的刺激而转向供给面的持续性为主导，这决定了政府政策的重心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释放潜在的改革红利，核心是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调整经济结构而实现有质量、平衡的、资源环境代价最小化的“好”的增长。

  新常态也为货币政策打开了新的空间，货币供给的美元本位化将不断削弱，为缓慢有序地调整中国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创造了积极条件。利率和汇率机制更加市场化和灵活化。受潜在增长率和资本边际产量下降的影响，中国未来利率的总体水平可望会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