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学家G·克拉克的新著对“皮克迪疗法”来了个釜底抽薪。克拉克的发现涉及更基本的问题：在争议社会分配不平均时，人们常把“公正”、“公义”、“正义”、“公平”、“平均”搅和在一块，难道它们是一个概念吗？

  皮克迪在《21世纪资本论》导言和结尾篇里提出了一些解决之道，建言是以“全球”的公权力来再平衡市场分配的结果——对顶级富人家庭课以重税。方案之一，是对美国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人起征边际税率高达80%的所得税。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欧美发达国家施行过的累进所得税率最高曾超过90%，而美国针对富人的最高税率甚至达到过96%。然而扼杀性的高税率效果并不如预期，遏制了有效投资、风险承担、创新发明，最终妨碍了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增长受阻，结果穷人的生计并不能得到实质性改善。这个严酷的历史教训，也是以里根、撒切尔代表的保守政治运动之能勃兴、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无误思潮所以崛起的最大动力。

  由此可知，要求各国联手稽征高昂的财富累进税的解决方案，政治上可操作性尤其低。信息技术时代，资本在国际间畅行无阻，任何经济体想实施不利于资本的税率、利率、汇率及管制政策，无异为渊驱鱼。过往三十年供应链的全球化整合，无不以资本为引擎，引领产能、技术、就业、市场的综合能力平衡和再平衡。我国肇始于经济特区的开放，成果非凡，关键也在于给资本税率和监管松了绑。跨国公司让巨额赢利趴在分支机构账面上而不挪回总部，原因也在钻税率差异的空子。因此，要“全世界的资产者联合起来”，可以说连门都没有。

  皮克迪的母国法兰西实情正是如此。社会党人二十余年后重新执政，奥朗德总统把富人累积税率提高到75%，影视明星大鼻子迪帕蒂立即迁册比利时，随后入籍俄罗斯。这与他声称的“俄罗斯是他精神上的祖国，因为他父亲是个老社会主义活动家”其实没啥关系，只因俄最高税率仅13%。葡萄牙地产商人拜奥朗德为里斯本最大的财神，因他把法国的钱赶到了那里投资置产。目前法国人成了葡萄牙海滨高级住宅的最大买家，紧随其后的有巴西人（同样说葡语）、中国人和英国人。中国人何苦远到葡萄牙买房子？你不妨留心一下。

  皮克迪的政策建议无法落实，看来也就无从被证伪，但这种吊诡的安全性被一项长程历史实证研究给颠覆了。经济史学家G·克拉克的新著《The Sons Also Rise》对“皮克迪疗法”来了个釜底抽薪。书名很有趣，是海明威小说《太阳照样升起》的翻版，在英语里太阳和儿子的发音完全相同。克拉克教授辩解说这书名是编辑给取的，他前一部名著“A Farewell to Alms”（《永别了，施舍》）也套用了海明威的名作《永别了，武器》，alms(施舍品)和arms（武器）的发音很相近。看了这样的书名，不难想见作者的意图：社会上成功人士的后代也将成功，（而不成功人士的后代同样不太可能成功）。

  克拉克的分析调用了大量历史旧档和征集了长程历史的实证数据，揭示出跨代的社会黏滞性（social persistence）异乎寻常的高，上层人士以及下层的人要“回归到”社会平均水准相当艰难，常是绵恒数代、十数代而不可得，不论在怎样的社会氛围、文化条件和体制安排下，都是如此。他试图证明或业已证明的结论，可说是“惊世骇俗”，岂止是“政治上不正确”，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一些信条也将有颠覆性的影响。

  你也许对各种“学”不感兴趣，但对于自家的儿孙能否“发达”很难不感兴趣。在个体层面，克拉克的建议是，若想子女继续发达，或变得发达，最重要的事是同好的伴侣结合，给孩子一个好的生父（或生母），其余则顺其自然可也。出生后的额外补课、小灶家教均无关宏旨，甚或徒劳。

  相信许多人（曾包括笔者）听了会很不自在，甚至深感侮辱，拍案而起怒斥他是“种族歧视、帝国主义、唯精英论者、优生论者”。克拉克教授也深知，他的探索有离经叛道之味。为避免各种罪名起见，他做了细致详尽的实证数据分析；提出结论时也很委婉，往往以提问方式，比如“要不是基因遗传，那么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历史上可观察到如此高度一致的现象呢？”

  克拉克教授用的方法相当简单，追踪数百年来姓氏在社会的综合地位的起落，特别是那些显赫的姓氏家族，所占据的地位高于社会平均水准有多大程度，能持久多少代。书中集中考察了日本、印度、韩国、中国和美国、瑞典、丹麦等社会的长期演化，英国的数据长达九百余年。他发现，非但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下的英国，社会流动率与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同样低缓；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也不比推崇社会主义平权的瑞典高，甚至和印度、日本等国家差不离。

  克拉克把这种人类社会的高黏滞现象称之为“社会执着度”（social persistence）,计算出代际传承率为0.75左右，并认为是一个“普世常数”（universal constant），与文化、制度安排等无关。如此，孙辈和祖父辈的相关性是它的平方，即56.25%，第四代受祖辈的影响则为42.19% （0.75的立方）……直到第十代，祖上持续的影响仍有可观的7.5%。这对人们素所“乐意”相信的高流动性信念——社会越开放流动性越高，而在理想的社会每代人都要“重新洗牌”，每个新生儿都“生而平等”，面对着平等机会，构成了强烈的冲击。到底哪个更有道理？

  克拉克指出，人们高估社会流动性，部分来自误算，以物质收入的代际影响替代了社会流动性。其实，竞争社会地位、获取资源的能力是综合性的，除了财富，还有教育、职业、社会联系、健康状况及长寿等等，都是构成“社会成功”的元素。譬如说，盖茨和巴菲特的子女，收入准会比父辈差得远，他们不惟不再孜孜为钱打拼，其主要职业甚至是在散财（公益基金会之类），然而他们的综合社会地位，大半由祖上遗传得来的综合社会能力并不会很快衰减。若根据巴菲特子女收入大不如其父，就以为他们迅速回归到社会平均，从而得出美国比其他社会流动性更高，更“公平”，是很不可靠的。

  至于为什么人们对社会流动性速率的印象大不相同，克拉克的解释，是人们意识的重心是短期的，关注的焦点在代际变化，只是两代人之间的变动，这时随机因素起了很大作用，也就是“噪音”——各种运气（好的或坏的）掩盖了真实讯号。噪音的影响在长程中会抵消和折冲掉，需要大致跨四代人的时间，大约为75年。他提出的实据，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传统社会和之后的现代社会的比较。测算结果表明，传统英国的代际黏滞系数在0.80-0.85，现代英国的代际黏滞系数则在0.73-0.84左右。以此来计算，第四代英国人受其曾祖父影响的仍分别为28.4%-40.96%（传统）和40.96%-52.20% （现代），相关度在五分之二左右，虽说有改进，依然很显著。而素有“机会平等大熔炉”的美国，社会黏滞度比英国也实在不遑多让。

  在提出“若想孩子成功，替你自己找个好配偶”的建议时，克拉克请大家注意，1、配偶的“好”，不仅在是否有钱或生于有钱家庭，也不在其面貌是否姣好，而是其生身父母的财富、教育、职岗、社会网络、健康长寿等因素的综合考量；2、更主要的，是要考察其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曾祖父母、以及更上代人是否也成功。从长计议，才能确实把握他们的成功乃有坚实的根基，而非“噪音”所致的假象。

  那么，克拉克的发现和皮克迪的研究又有什么关联呢？皮克迪揭露出财富的社会分配严重不均且在扩大之中，这也许是个事实，但皮克迪的解决方案很少有可操作性。克拉克的发现则（间接地）对皮克迪的核心理念发难：非但以公权力为杠杆的社会再分配成效短暂甚至是徒劳的，其初衷都是疑问。克拉克认为，以发挥人类本身的规律来运作，市场带来的结果更“公正”，更深刻，也更为持久。

  这在政策设计之上，涉及更基础性的问题。在争议社会分配不平均时，人们常是把“公正”、“公义”、“正义”、“公平”、“平均”搅和在一块，难道它们是一个概念吗？如果有区别，又该在哪个层面加以区分？

  比如，你可以追寻周边的人，同乡、同学、同事等“发达”或“不发达”的经历，以及他们前代的经历，对加深皮克迪的思路和克拉克的发现理解会有帮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各方面松绑的结果，社会资源的分配有了更多差异。但开放松绑的后果，难道就更不公正了吗？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学会（南加州）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