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重读安德森的意义

  ⊙黄 冠 陈宇峰

  在90后已进入晚婚年龄的今天，讨论一本发行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著作是否有些不合时宜呢？经历了本世纪前十年的咨询爆发，这样一本二十几年前的学术论著是否已成了陈词滥调呢？答案是：没有。这部论著的研究方法与理念不仅在当时领先，在可预见的未来依旧会指引该领域的后续研究。

  当人类历史行进20世纪90年代入口时，欧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高速发展的经济为社会的全面完善提供了可能，随着“福利国家”在西方各经济体的常足发展，各国间彼此借鉴对方的福利政策和项目成了非常普遍的现象。虽然现实中的“福利国家”状况千差万变，但当时的学术界却几乎只有“福利国家”从内容到规模早晚会实现“一致化”的一种声音。

  这种对立学派的影响力极端不对等情况是从上个世纪20年代一点点积累下来的，但其转变却几乎是一夜之间完成的。1990年的某天，丹麦学者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G·staEsping-Andersen）带着他第一本转攻“福利国家”的著作——《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出现在了嘈杂的学术界，“一致化”学派苦心经营了半个世纪的理论大厦突然被掀翻。安著的出版变成了一个标志性的学术事件。此后的学者无论如何评价安著，在研究中都不可避免要引用该书部分结论，参考其研究方法，借鉴其分类手段，改进其评价标准，甚至进而形成了“分类学”这一研究“福利国家”的分支流派。与其他学术著作的待遇截然不同，对《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的批评，也都是进一步深化理论的相关建议，直接挑战其理论可靠度的批评竟从未出现。

  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保障和福利的研究，安德森的这部论著更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安德森以“福利国家”为切入点，对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论述，对于我国读者全面了解西方“福利国家”，形成完整全面的福利国家观念有很大帮助。

  仅从《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的书名就可看出作者强调“差异”的内在属性。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冷战仍在继续，所以这本书从一开始就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为研究对象。安德森的“三个世界”完全是站在西方资本主义视角对当时的资本主义阵营“福利国家”制度的分类。虽然安德森的分类也采用了“意识形态”的贴标方法，但其使用的“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分类全都是在西方政治学范畴内讨论的。

  作为政治和经济结合最为紧密的研究领域之一，“福利国家”的研究，无论如何试图摒弃政治的影响，保持经济研究方法的纯洁性，在具体操作中都不可避免要将政治作为研究的关键变量。安德森虽然在研究“福利国家”的经济面时采用了当今流行的“大数据”方法，得出了各个关键经济变量对“福利国家”发展的影响系数。而在研究“福利国家”的政治面时，他还是不可避免地引入了政治学的分析方法，以议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党派的意识形态属性为自变量，来解说不同种类“福利国家”的产生机制。据他分析，当左派党团在议会中处于多数地位时，以北欧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得以诞生；当右派党团在议会中处于多数地位时，以德，法等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国家”开始出现；而以英，美等盎格鲁萨克逊国家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出现，则是由于议会中左派和右派势力的均衡发展。至此可以看出，安德森的这部著作只专注于传统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其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无论主导的意识形态有如何不同，其政权诞生和组织形式都是民主制下运作的。

  非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和非阶层化（destratification），是安德森最具创新性的两个用来评估“福利国家”效果的标准。非商品化，实际上是针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人的“异化”问题提出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西方学界普遍认同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最有力的著作，其研究价值至今无人能出其右）。非商品化，实际上也是“福利国家”制度对起源于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最根本的发展。考虑到“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这个名词是英国在二战时针对德国的“战争国家”（warfare state）提出的，而英国也确实用“福利”全面提升了“保障”，因此，虽然双方在二战时都采用了大规模的政府干涉来保证国家运转，但最终“福利”战胜了“战争”，这不能说不是“修文德服远人”的良好例证。只是，不能因此认为“非商品化”就是排斥市场，实际上在“非商品化”做得最好的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恰恰是充分就业实现得最好的国家。“非商品化”的真正目标，是要让公民摆脱对市场的生存依赖，转而真正让劳动变成自我实现的需要。“非阶层化”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纠正市场竞争产生的负社会效应。“福利国家”不再像“社会保障”一样只是保证起点的公平，而要通过“再分配”手段努力实现终点的公平。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把生产和发展交给市场，把生活和公平留给“福利”。

  这两个标准不但被用来评估和衡量各个“福利国家”的实效，更被做成象限来对不同种类福利国家分类（见图1）。据安德森的论述，民主社会主义（socialism－democracy）福利国家在“非商品化”和“非阶层化”两个方面都做到了最优。这个类型的国家真正关注个人的自我实现和福利状况，注重实现社会的平面化发展。与之相对的保守主义（conservativism）福利国家，在“非商品化”方面做得较好，但在“非阶层化”方面却做得很糟糕，这是因为其推行“福利国家”的目标是保障传统社会的延续，其提供福利也主要是面向家庭单位。而创造了“福利国家”这个名词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更加关注市场自由，一方面认为“商品化”是市场经济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认为“阶层化”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据此，他们主张任何过度的修正都是对市场自由竞争的破坏，所以，其提供福利的目标是保证市场结果不会破坏再生产。也因此使其成为三种“福利国家”中将臭名昭著的“资格审查”（mean－test）手段运用得最出神入化的一极。

  除了上面这些闪光点外，安德森这部著作有两点常被指摘。其一，对“非商品化”和“非阶层化”这两个关键性标准定义不够清楚，尤其缺乏可检验的量化标准，常有学者质问“这两个标准是怎么来的？”很遗憾，这至今是个谜。估计安德森对这两个标准的量化也是头疼不已，因为这两个定性标准的相对性和变动性都太强了，要相对其量化，不但需要大数据的积累，还需要论证其可靠性，而这样的论证是最为困难的。其二，安德森始终没有回答“为什么同类型的‘福利国家’采用了不同类型的福利项目，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却采用了同类型的项目？”的问题。其实这是枝节性的问题，但就因为前面两个根本性的标准可应用性不够强大，才造成了这个枝节问题被放大。

  图1 福利国家种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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