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融资成本的因素很多，有金融和实体经济方面的原因，有金融机构自身管理上的问题，也有监管政策和宏观调控方面的影响。因此，在治理和调控“融资贵”问题时，应全盘规划、多管齐下，方能起到预期的效果。

  □曾刚

  有关当前“融资贵”的成因，观点颇多，争论也很激烈。不过，坊间流行的诸多意见，大多基于某个特定的角度，虽各有道理，但难免失之偏颇。在我们看来，“融资贵、融资难”是特定背景下，各种经济、金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方能把握问题的全貌。在这里，我们试图从利率定价入手，通过对其主要构成的分解，来探讨影响融资成本的主要因素。

  利率定价构成与影响因素

  在市场化环境中，金融机构的利率定价大致包括这样几个内容，即资金成本、运营成本、风险成本以及金融中介的利润，等等。此外，随着金融监管日趋强化，监管政策对金融机构行为的影响也日渐显著，因此，我们把监管成本也纳入考察范围之内。

  资金成本主要受利率市场化和宏观政策的影响。近年来，利率市场化显著加快，除政策层面的推动外，市场创新的不断发展，给金融机构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脱媒”压力。理财产品以及货币市场基金等金融工具，在分流储蓄存款的同时，也降低了金融机构负债的稳定性。此外，宏观政策层面的变化对资金成本也有一定影响。过去一段时间里，外汇占款增速明显下降，无形中改变了市场的资金供求状况。而与此同时，货币政策调控趋紧也强化了资金的紧张程度。所有这些，都导致了金融机构资金成本的持续上升。

  银行的营运成本取决于经营效率，若用成本收入比等指标衡量，中国银行业的效率在过去几年中稳步提高，按说不会对融资成本造成不利影响。不过，需要看到的是，对于不同的客户，金融机构的服务成本会有所差异。相比而言，小微企业信贷的运营成本明显更高，主要因为在目前征信体系仍不完善的情况下，小微企业的信息收集以及相关的管理成本都要更高一些。

  风险成本方面，次贷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进入再平衡阶段，经济结构调整成为常态，中国亦不例外。在此过程中，部分行业、地区的信用风险明显加大，银行不良率持续小幅上升，尽管仍在可控范围，但趋势不容乐观。覆盖风险是利率定价的一个基本原则，在信用风险持续增大的情况下，上调利率也是金融机构自我保护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

  从监管成本看，过去几十年中，金融监管强化一直是国际范围的趋势，次贷危机以来，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需要承认的是，从控制银行体系乃至宏观层面的风险而言，强化监管有其必要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诸多监管要求不断趋严、相互叠加，也是抬高融资成本的重要因素。

  降低融资成本的对策

  从以上的简要分析来看，利率定价中的几个核心部分，对融资成本上升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与之相对应，要缓解“融资贵”的问题，也需要从这几方面入手。

  资金成本方面，利率市场化进程不可逆，不能寄希望通过压制利率市场化来维持较低的资金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诉诸政策调控来压低资金成本，一是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将金融市场利率维持在相对合理的水平上；二是为需要支持的行业或领域，提供专项的政策性资金支持。

  营运成本方面，贷款技术创新可以有效地降低小微企业信贷的营运成本。具体而言，是通过更多地采用基于交易型贷款技术，即利用企业的各种专有信息进行风险分析，来降低银行信贷（尤其是小微企业信贷）的营运成本。不过，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小微企业的信息仍然是非标准化且零散的，交易型技术的适用范围仍然有限，银行需要借助多元化、成本低廉的信息来源。就这个意义上，如何有效利用互联网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大数据，是降低小微企业信息获取成本的关键所在。在这方面，银行加强与互联网商务企业的合作，或参与建设符合客户需求的互联网平台，都是可以考虑的创新方向。

  风险成本方面，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来降低小微企业的信用风险。一是建立多元化的风险分担体系，通过政府性基金、政策性金融机构、担保机构的介入来分散风险，降低风险成本；二是改善小微企业的生存环境，保护小微企业的合法权益，降低其税收以及其他运营成本，等等。三是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多层次的、覆盖面更广的征信体系，加大对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等等。

  中介利润方面，强化监管，规范融资行为，对不合理的融资方式及收费行为，应取缔和限制，尽可能缩短融资链条。而对银行而言，需顺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大势，降低对规模、利润扩张的追求，在考核层面，不宜继续过度强调利润和中间业务收入的增长。从长远看，稳定、具有黏性的客户关系是银行在激烈市场竞争中赖以生存的关键。在客户利益和自身的短期收益之间进行适当的平衡，也符合银行的长期利益。

  监管成本方面，适度优化现有的监管体系。目前，不同部门出台的诸多监管措施，存在较严重的重复监管问题。比如，法定存款准备金、存贷比、资本充足率以及新增贷款规模控制等，各自都对银行的信贷有影响。如此多的、影响相近的监管要求相互叠加，必然会抬高信贷的成本，而且还容易诱发监管套利，扭曲正常的融资行为。对此，应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适度简化、优化现有的监管体系。

  此外，针对需要支持的小微企业融资，监管上可以有一定的政策倾斜，以降低相应的监管成本。过去几个月中，定向降准和存贷比调整，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监管部门的这一思路。未来，还应适时放松新增贷款规模控制（及合意贷款管理）的力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多管齐下才能治理融资贵问题

  从以上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到，影响融资成本的因素很多，不仅有金融方面的原因，也有实体经济方面的原因；不仅有金融机构自身管理上的问题，也有监管政策和宏观调控方面的影响。因此，在治理和调控“融资贵”问题时，也应全盘规划、多管齐下，方能起到预期的效果。

  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所提出的多项缓解融资成本高的举措，大体也都沿着上述几个方面展开。随着这些政策的逐步落实，预计会产生应有的效果。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难题，在次贷危机之后，实体经济经历重大调整的时期，情况尤其如此，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所以，也不宜过度渲染“融资贵”现象。

  在利率定价的构成中，因市场或监管缺陷所引发的融资成本上升，可以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化解；而因风险加大和资金成本提高而导致的融资成本上升，是利率顺应外部环境变化而进行的调整，是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必要路径，不能轻易加以否定。就这个层面上，我们仍应充分尊重市场机制。过度的政策介入，强行压低利率，或可能造成新的、更大的扭曲。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