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亡羊补牢”行动

  把羊圈给推翻了

  ——评理查德·波斯纳《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

  ⊙潘启雯

  有“一个人的智库”之称的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在2010年71岁时推出了他第二本解剖“全球经济危机”的著作《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这是他出版于2009年2月的《资本主义的失败》的“续集”。《资本主义的失败》付梓时，距金融危机爆发才刚4个多月，相关分析自然会有不少局限。所以，波斯纳当年特意在《大西洋月刊》杂志网站开设博客，“跟踪”评论这场危机，不断补充、更新相关内容。

  《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大体接续了《资本主义的失败》的尖锐性和批判性，深化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并把解剖刀从经济生活切入政府结构和政治文化：“金融危机不仅反映了投资者与公众面对泡沫时的盲动，更显示出政府放松监管背景下金融的危险性和当下经济学发展的误区，以及美国政治结构内在的低效、分裂与冲突，因而不仅是经济危机，更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

  始于2008年的这场灾难，标志着以自由市场竞争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遭遇了重大失败。然而，有关这场经济、金融危机的讨论，法学家几乎“不见踪影”乃至全部缺席。这或许与法学家通常比经济学家更内敛和保守有关。被媒体视为“另类”的波斯纳从经济危机直接原因入手深挖，发现了这样一些间接或深层原因：房地产泡沫、极低的利息率、复杂的金融工具、政府金融监管的萎缩，以及金融市场存在着阻碍对风险产生有效反应的复杂因素。不过，因果关系环环相扣，深层原因和直接原因之间距离并不远：银行借贷的特征是长期贷款短期借款，由此形成了金融业的内在风险，而信贷又位于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所有现代经济的核心，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由此，波斯纳提出了他的核心观点：这场经济灾难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的败绩，而不是易于避免的错误、非理性、金融界人士的愚蠢或人性的贪婪造成的。此种立场独树一帜，也最有争议。不过，波斯纳承认“情感”之类的东西确能影响人的经济行为，但这并不必然是不理性。他举例分析了承担商业风险、从众等行为，认为这些通常不能纳入“不理性”的范畴。他这一立场，源自对近些年来行情日涨的行为主义经济学的质疑和批判。

  通过对比研究，波斯纳所提出的改革建议像极了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的一些主张：“激烈的竞争迫使那些思路灵活的金融家去进行非理性的赌博，尤其在他们用别人的钱赌博时。”“政府必须介入，限制冒险的银行家的赌博，有时还要弥补他们所制造的损害。”保罗·沃尔克曾恢复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将商业银行业务同所有权交易和其他高风险金融业务相分离，这样可使那些中小规模企业的金融服务远离华尔街的疯狂。波斯纳还呼吁取消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半官方地位，并充实陷入困境的联邦监管机构的公务员团队等等。然而，波斯纳却对美国是否能克服政治的分裂、竞选资金引导政策走向的“准贿赂行为”，两大政党在低税收和高开支来维持经济繁荣的迷思，“并未抱有足够的信心”。

  不仅如此，波斯纳还质疑政府所谓“雄心勃勃的改革”：“让政府‘有所行动’以避免金融危机重演的压力不可抗拒，即使‘行动’不过是亡羊补牢而已——‘补牢’的行动太过于猛烈反倒几乎推翻了羊圈。”具体来说，这种“行动太过于猛烈”已制造出许多值得商榷的制度改革，例如新的信用卡法案，还有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的由行政机关所提出的大量雄心勃勃的建议。这种压力还导致银行业监管在本应放松以刺激信贷的时候却非正式地收紧。为此，波斯纳进一步分析指出：“严格的监管是我们在繁荣时期所需要的，但在萧条时期需要的是放松，这是因为萧条时期的经济是正常经济的颠倒状态。但是私有部门的激励会同萧条时期的公共需求背道而驰。正如当我们需要人们积极消费时，他们就开始囤积一样，当我们需要监管机构放松监管时，他们偏偏收紧控制……金融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监管机构在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上过于迟钝，而现在他们反倒变得神经过敏了。”常识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但现实中，一些改革和举动又往往可能干出不符合公共利益和常识理性的事来。

  这场仍未终结的经济危机，让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并主导美国经济政策约30年之久的保守主义宏观经济学有些“一蹶不振”了。因而，作为知名公共知识分子的波斯纳在这场经济危机中的学术与政治转向格外引人注目，又具有象征意义。从《资本主义的失败》到《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波斯纳在不经意间已成为复兴了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及其经济政策的支持者。他本人对此直言不讳，曾公开撰文称自己“变成了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在晚近的访谈中，波斯纳甚至走得更远，试图抛弃“理性/不理性”的二元范畴，大概他是厌倦了那些总是让人争论不休的抽象概念，要回到人性本身吧。

  他反复申说自由市场的失败和政府监管的必要性：“一个由私人银行系统组成的资本主义体系是不稳定的，而一旦银行出了问题，整个经济系统中的其他多米诺骨牌也就会随之倾倒。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体系不能仅仅包括自由市场的原因之一”。“凯恩斯正确地指出了极权国家比起民主国家能更有效率地控制经济周期”；“自从2008 年的危机以来，政府的效率已经得到提高，但是否变得足够聪明，则还没有答案。”这些观点尽管尚存零星异议，波斯纳的思想立场的转向已确切无疑。

  毋庸讳言，作为法官和法学教授的波斯纳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可能存在种种缺陷。在全国公共电台广播的访谈中，他说为了研究经济危机，自学了不少东西。他坦言他的研究出自外行人的视角，但强调这同样可以是有价值的视角。确实如此，外行未必没有用，“内行”恰恰坏了事情。波斯纳曾批评过公共知识分子“更多公共更少智识”的越界写作，而他当然也存在公共知识分子的种种弱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在《纽约书评》上发表文章，曾毫不客气地指出了这一点。可经济学家的此种反批评，并不能遮蔽经济学及其“非公共”的“专业”知识分子在这场危机中所暴露的“系统性失败”。

  被很多人视为“社会科学之王”的经济学，在这场经济危机中，遭遇了一场重大失败或危机。波斯纳在第10章“宏观经济学的危机”里再现了一个生动的对话场景：“当有人问‘你能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只会摇摇头说：‘不能，我不认为正常的经济学思想有助于解释这场危机。’”伯克利加州大学著名经济史学家艾臣格林则说：“这场危机使我们先前自认为掌握的大部分经济学知识都陷入怀疑之中。”另一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多年前的评论则已得到证实：“作为一个提供咨询的职业，我们走在一条脱离现实的道路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宏观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建议和他们的政治立场联系密切，所以总是让人怀疑。

  事实上，作为实用主义法学领军人物的波斯纳在勾勒这幅壮阔的“资本主义民主”危机全景图之时，提供了一个放大镜：透过镜片，大家可能有更为敏锐的洞察力来观察危机乃至困境之中的全球经济。虽说“经济复苏已经开始，但我们无从知道这个过程将有多快，同样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续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场经济危机爆发伊始，大部分职业经济学家虽未必惊慌但肯定失措的时刻，由一位未受过正规经济学训练但热爱经济学的法学家对经济危机给出虽可能不够深刻但随着时间推移被证明为大体正确、相对系统和全面的理论阐释的事实，不就蕴含着让经济学界有些“尴尬”的意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