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全面改革主导大转型时代

  （上接A1版）

  ——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不管是稳增长还是调结构，都要求建设一个有活力的市场和有为、有效的政府。当前宏观经济的风险，主要来源于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尤其是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方式以做大GDP为基本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重点任务、以土地批租为主要手段、以行政干预为突出特点。未来5-10年，伴随着人口城镇化的大趋势，服务业主导趋势的形成，我们有条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避免经济危机、化解经济风险。在宏观政策调整的同时，不为短期的经济干扰所动，跳出短期看中长期，跳出速度看结构，跳出政策看改革，向深化改革要动力，以形成平衡、协调、可持续的增长新常态。

  挑战之二，社会转型面临挑战。

  由于利益失衡的矛盾突出，大转型时代的社会道德、信任问题凸显。在这个特定背景下，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转型改革的重大任务。

  ——社会转型处于临界点。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看，当前任何一个社会突发事件都有可能酿成局部或全局的大事件。为什么？第一，利益关系失衡。客观讲，利益固化是一个现实。为此，要把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作为改革攻坚的一项重大课题。第二，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由利益关系处理不当引发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有逐步增多的趋势。例如，征地问题占整个社会群体事件的50%以上。第三，社会道德、信任危机加大。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社会关系冷漠，见死不救、见义不为的现象并不少见。信任危机严重影响社会的转型升级，成为社会转型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社会结构严重不合理。第一，国民收入结构不合理。2012年，全国劳动者报酬占当年GDP的45.6%，2003年这一数值则为49.6%，就是说劳动力报酬在国民收入“大盘子”的比重有所降低。第二，社会群体结构不合理。我国要发展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已成为各方共识。目前我国中产阶层占人口比例只有25%左右。如果到2020年中产阶层发展的比重还达不到40%左右，要想实现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收入分配改革、形成“橄榄形”社会结构等目标，面临着多方面的重大挑战。

  ——社会力量严重缺失。第一，行业自律功能缺失。例如，消费安全问题频发，不仅反映了政府市场监管职能的缺位，同时也反映了行业自律、行业规范的严重缺失。过去我们说“行有行规、帮有帮规”，主要是指各类商帮在行业自律、约束本行业行为、建立市场诚信体系等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从现实出发，推进市场监管由行政为主向法治为主的转型，需要把发展门类齐全的市场中介组织体系作为重大任务。第二，公益性社会组织严重缺失。现实社会生活中，公益性组织能最直接地反映社会的公共需求，并且在社会公共需求的供给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今天还尚未出台公益性法人的相关立法，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严重滞后。

  挑战之三，治理转型面临挑战。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当前，国家治理重在建立有效解决腐败的体制机制，重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重在依法治国，树立法治的权威。

  第一，相比于其他经济社会矛盾，腐败更容易成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催化酶”，容易把“低级别、低烈度”的利益冲突催化为“高级别、高烈度”的社会危机。

  第二，治理转型到了有效解决体制机制性腐败的关键点。在“增长主义”倾向下，某些部门和行业的官员拥有的权力，与转型时期政府掌控重要资源结合在一起，形成比较突出的体制机制性腐败，成为治理转型的难点和重点。

  第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现实生活来看，腐败问题的形成与发展，根源于权力运行缺乏严格有效的体制机制约束。治理转型,就是要有效约束权力、监督权力、问责权力，提高政府公信力。

  大转型时代的改革攻坚

  我们一再强调，未来5-10年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就是说要立足现实，突出全面改革在推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中的决定性作用。

  首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仅牵动经济体制改革，也将倒逼全面改革。

  （1）理顺经济活动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市场决定”的适用范围不仅包括微观经济运行层面，还包括宏观层面。这就要求新阶段的市场化改革，在微观层面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着力解决好宏观层面市场机制的建设。这不仅需要改变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还需要明确划分宏观调控、市场监管中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政府的宏观调控也好，市场监管也好，不仅不应当取代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妨碍市场机制的运行，相反，这些经济管理职能的设置，需要充分尊重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并建立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前提下。

  （2）重在激发市场活力、社会资本活力。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形成市场决定的新格局，重要标志是能在多大程度上激活社会资本。未来几年，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重在以市场决定的体制机制全面激活社会资本。未来几年，要在这几个方面取得突破：第一，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国有企业，甚至在部分国有行业占控股地位。第二，在打破行政垄断、资源垄断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垄断行业的改革将成为未来几年改革的重点。第三，以利率市场化为重点，加快要素价格改革。

  （3）关键是以放权为重点的政府改革。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关键在于深化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政府改革，实质性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第一，加大审批体制改革。以放权为重点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中央层面，本届政府将要砍掉1/3到1/2的审批权。比如工商登记的改革，新增注册企业比以往明显增多。第二，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负面清单管理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打造有为政府，关键在于改变这种错位管理格局。以负面清单管理倒逼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企业明确市场预期创造环境。

  其次，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面对社会利益主体与社会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总体趋势，以行政管理为主的社会管理方式不仅难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还容易导致更多的社会矛盾。

  （1）加快以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的利益结构调整。首先，要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中央决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提出，“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当前，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先行试点，并且尽快出台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和建设城乡统一用地市场的具体实施方案。

  （2）加快发展公益性社会组织。近两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支持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总的来看，公益性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生活的多方面严重缺失，其发展明显滞后于社会的公共需求。为此，建议在事业单位改革中积极发展公益性社会组织，同时加快公益法人的相关立法，由此作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任务。

  （3）加快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型。重点是向社会放权，积极推进社会组织发展。例如：第一，推进官办社会组织转型，逐步推进“去行政化”。第二，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提高社会自治程度，把政府从繁杂的社会事务中解放出来。第三，社会利益协商化。对于社会生活中大量的利益矛盾，可以通过建立社会对话协商机制来解决，在社会协商对话中寻求妥协的办法，以避免政府陷入具体利益的纷争中。

  第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把它作为改革的总目标，这是对近30年来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1）以着力解决体制性机制性腐败为重点的国家治理。当前，反腐败风暴深得党心、民心，这是国家治理的重头戏。把反腐败与遏制形形色色的特权问题相结合，关键是以权力公开透明为重点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权力运行规范化、公开化，走出一条权力约束权力与社会监督权力的有机结合，以有效抑制体制机制性腐败。

  （2）财税结构的调整。财税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财税体制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也是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前提，更是理顺各方面利益关系、化解地方GDP增长主义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条件。当前，财税改革有利于调整重大利益结构，有利于中产阶层的发展，有利于建立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公共财政的阳光化奠定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

  （3）加快法治中国建设。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关键是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建设一个法治国家。在法治的前提下，才能有序扩大民主，有序地扩大公民自由权利。建设法治中国：第一，建设法治政府。改变过去行政监管为主，逐步实现市场监管职能法定化，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第二，加快司法体制改革。这将成为近期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亮点。加快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一是去行政化，二是去地方化，三是加强专业化。法官有专门的序列，根据不同的专业级别享受职务待遇，实行所判案子终身负责制。第三，建设法治市场经济。（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